近日笔者与亲友以及同事、学生交流，始终离不开两个问题。一是新冠疫情过后，香港会恢复到疫前那样吗？二是这段期间离开香港的人，有多少会回来呢？一波波疫情下来，不少人对未来悲观了许多，不敢预期明天会更好，但求至少可以回到从前；这种心态大概不是香港人独有。

韧性比刚强更稀缺

所谓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便是一座山。任何社会经受重大波折，生活其中的个人都不免心生惶恐。本地经济能否迅速恢复到以前的稳健，甚或更上层楼，取决于整体社会的坚韧程度。

一个社会是否坚韧，靠的不是个人的忍耐力和企业的适应力，而是整个社会的协调运作，特区政府的施政对此至关重要。

在经济学中，韧性（resilience）指的是一个社会在遭受挫折之后，能否快速恢复经济民生的能力。与此相比，刚强（robustness）指的是在外力冲击下仍足以保持稳健的能力。

当前国家竞逐富强，个人追求财富，经济强劲增长自然成为社会的首要目标。哪个经济体能够咬定青山不放松，无论经受多少经济周期的跌宕起伏，都能坚定不移地追求本地生产总值高增长，便为世之楷模。然而，当新冠疫情之类的巨大天灾人祸陡然而至，再稳健的经济体也给打个七零八落。

建设韧性社会难度极高

危机之下，社会的短板显露无遗：关键民生物资短缺、医疗资源挤兑、中小企业倒闭、低收入者生活艰辛、老弱者缺乏照顾。一个有韧性的社会，在这些问题出现未几就能加以解决，让社会迅速回复正常。这种能力比起扛住一时外力冲击的刚强更加难得。

既然韧性社会如此难能可贵，为什么不见政府在这方面多加倡导多加建设呢？因为建设韧性并非无本生意，社会需要付出代价。举个简单的例子，疫情乍起，禁足令下，市民需要囤积生活必需品。超市商铺要应付突然倍增的需求，就必须储蓄富余的库存，甚至不惜过度囤货。复杂一点的例子是疫情冲击下的供应链断裂。许多企业原本所采取精准调配的及时管理（just in time）模式，却不得不让位予东拆西借的应急管理（just in case）模式；后者的成本要比前者高得多。

面对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各种社会问题一触即发，要照顾好各个范畴，有赖强大的公共财政。香港历经几波疫情的洗礼，还能保持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井然，民众安居乐业，跟其根基厚实、特区政府储备充足不无关系。美国疫情后期经济强劲复苏，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政府的「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 money）政策，维持了需求的韧性，但其中造成的资源浪费却也无可奈何。

建设韧性社会的另一棘手之处，在于面对市场失灵，政府将如何干预？当社会面临系统性冲击，一是不确定性大升，前景莫测，市场难以定价，风险无法分散。二是对医疗、物流之类的需求剧增，但公共产品的供给却因为价格管制和按需分配的规限而弹性极低，稍微失调便面临挤兑的风险。三是人人自危之下，稍有风吹草动，少数人的行为便会引发大众的连锁反应，出现严重的负面界外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这种情况下，市场失灵无可避免，政府不得不积极干预。

维护社会韧性的政策

政府在危机时刻干预经济，维护社会韧性责无旁贷，但也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在现代公民社会，政府不能硬靠强权，而应透过游说的方式来引导公众行为。如果政府缺乏公信力，就算三令五申要民众少聚集，不囤货，勤戴口罩，接种疫苗，也只会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政令难以奏效。综观北美洲、欧洲乃至亚洲，疫情控制较好、民怨较少的地区，多半政府公信力都较强。笔者以为，特区政府历来强调执行力，现在应当重点增强公信力。

政府干预的另一问题是政策刚性。得以高效执行的政策往往具备清晰的目标，但是一旦指标化，政策就容易趋于刚性。比如说，抗疫「清零」政策确实有利于全面动员社会资源，并且协调各种措施从而有效管控疫灾。然而，当「清零」政策与科学防疫相悖，却又被定为能上不能下的硬指标，各种经济民生问题便接踵而来。更糟糕的是，政策刚性往往压抑市场发挥作用，弱化经济弹性，问题一旦出现便难以纠正。

韧性促进长期增长

政府干预的一大弊端来自政府行为政治化。在英美式的民主国家，政治化往往体现在政府为了讨好选民，而制定短期有利但长期有害的政策。依笔者之见，目前美国出现挥之不去的通胀，跟民主党把政策作为取悦选民的工具不无关系。在以威权体制为主要管治方式的国家，政治化则体现于地方政府对自上而下的指令盲目服从，甚至想方设法去迎合教条主义的政治口号。这样一来，政治挂帅，不仅导致政策目标单一化，政策执行顾此失彼，而且社会形成政治高压，抑制自由度和创造力，社会韧性也就无从谈起。

必须强调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坚韧与刚强对立相斥，而是认为当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退一步保持坚韧比只顾勇往直前更重要。事实上，一个坚韧社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更为有利。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者Markus Brunnermeier在最近发表的一本著作The Resilient Society中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他指出经济增长的泉源来自科技创新，而创新必有风险，一个有韧性的社会能助企业家或创新者渡过难关，以免他们一蹶不振。这样，韧性社会形成的保护机制，便成为创新型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细想一下，这个观点对香港发展高科技不无启发。金融行业虽然规模庞大，市场活跃，但存在两大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一，香港金融市场同时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内地经济环境的制约，发展被动，韧性不足。其二，本地风险投资缺乏活力，金融业对特区经济的作用守成有余，但推动创新力度则嫌不足。因此，香港经济能否向高科技转型，很大程度取决于金融业能否增强经济韧性。

人才是增强社会韧性的根本

建设一个韧性社会需要诸多条件，包括产业协调发展、社会环境宽松、政府增强公信力、市民提高公共意识；这一切都离不开人才。大量经济学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富裕的地方，不仅经济增长率较高，而且在经济周期的波动中，也能较快地走出萧条困境。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其主要城市虽在战时遭受摧毁，全国上下仍能靠着雄厚的人力资本，从满目疮痍中快速实现复兴。

聚焦本港，在人才方面正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近两年出现人才流失的迹象；二是本地人才青黄不接，年轻一代缺乏新时代所需的知识结构。两者都是迫于眉睫的问题。然而，从近日报章评论看来，特区政府似对人才问题重视不足，笔者将在本栏另文加以剖析。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专家普遍认为，现时的气候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革命的后遗症。工业生产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暖化地球，如果我们未能将升温幅度控制在不高于工业革命以前1.5至2摄氏度之内，地球很可能在2100年就不宜人类居住。为此，我们必须在2050年以前将全球碳排放降回至2005年的水平。

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称为「温室气体」，主要是燃烧化石燃料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因此减低碳排放是为地球降温的主要手段。

2015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达成《巴黎协定》，近200个与会国家同意在2050年前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协定中的最重要一环是签署国家承诺就净零目标推动国内立法，从而确保全人类在达成这共同目标上的步伐一致。

中国的碳达峰及碳中和政策

在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量，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去年10月26日，国务院发表《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聚焦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对推进有关工作列出具体行动。

2030年达到碳达峰，意指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逐年增加至2030年，此后排放量会逐年减少。人类除了懂得排放二氧化碳，也懂得回收二氧化碳（譬如植树）；中国要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即届时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年度二氧化碳的回收量需要刚好互相抵消。

碳达峰的前景光明抑或黯淡，可说是见仁见智。从今年到2030年底的9年间，要是碳排放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年度排放量将会较2011年增加19.5%。

由于中国从2020年开始已经成为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最高的国家（在2020年就处于30%水平；见【图1】），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增加排放并非微不足道的事情。

根据国务院这份文件，中国力争在2060年把全国能源生产中的80%转为非化学生产能源。到2030年，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总产能目标为1200 GW。

笔者认为这些目标并非空中楼阁。根据国家电力局今年初的预测，到年底为止，中国的电力产能会有超过一半为非化石电力。年底全部电力产能估计为2600 GW，非化石电力产能更会达到1300GW（【注】 ）！近数十年来中国电力生产各个来源的变化可见【图2】。

非化石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

不过，在新能源发电中，由于核能发电（严格来说不算新能源）有其危险性，故不能胡乱扩充；水力发电有赖天然的地理条件而难以人为增长；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固然可作考虑，但两者都相对不稳定：风力发电产能不稳且丈赖天气因素。相反，燃煤发电并没有这些问题，而且供应稳定，其作为辅助燃料的地位难以完全被取代。

中国在去年第四季出现悭电风潮。此前国内实行「市场煤、计划电」，就是煤价市场化，价格随市场供求而变，但电力价格则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等官方机构监控。由于全球经济渐从新冠疫情中复苏，对中国产品需求大增，导致国际煤价急升，中国的煤价亦然。

发电厂由于发电售价受到规管，不能转嫁成本予用户，甚至出现亏损。举例说，全国最大的煤电厂华能国际不仅录得全年亏损，以每股亏损计算，就超过其过去5年的每股盈利的总和！

煤价在去年下半年急升，发电厂为了避免亏损，宁愿「躺平」，所以才会出现家居限电的情况。及后发改委采取了3项措施来应对电厂的庞大亏损：第一，允许基准电价上下浮动20%，高耗能则不设上限；第二，加速批准新煤矿场投产；第三，尽力压抑煤价，并且规定电厂和煤矿商多采用长期协议来稳定煤价。

如何能保证煤电厂不会严重亏损，是确保中国能源供应的重要议题。笔者对发改委上述3项措施有以下意见。

放开电价以保电力供应

笔者认为准许电价浮动是正确的一步，但目前的做法并不彻底。首先电价仍设有上限，即煤电厂仍有可能出现亏损，这会导致两个问题：第一，电厂可能拉闸限电，影响民生甚至经济活动；第二，电力价格若能充分反映成本价格，就能提供诱因令消费者减少电力消费（如改用低耗能的电器）。低效能的工厂停产，汰弱留强。现在电力价格设有上限，这种资源调配的功能就失掉了。

目前电价调整并没有明确的方程式，宜增加其透明度。电力价格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本价格，另一部分是燃料调整费。前者可在每年定期估算未来全年原料价格，从而订定合理价格。后者则根据每月燃料价格的变化，作出机械式的调整；这方面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

无上限增加电费这个可能性，当然不会受市民欢迎。政府可以为生活困难的人士提供支援，更好的做法是安排定额补贴，抵消电价上升的影响。市民可把这些补贴购买电力或进行其他消费。以现金补贴代替专项补贴是更有效率的方法，这是经济学入门课的内容。

对于政府压抑煤电价格和签订长期协议，笔者认为此举对压抑煤炭价格的长远效用有限，只是权宜之计。

首先，长期协议的价格不能长期偏离现货价格，现货价格上升，长期协议的价格也会随之调整。长期协议的真正作用是提高煤炭供应和价格的透明度，以及减少电力成本的波动性。

若以为去年煤炭价格上升是生产商操控的结果，政府以主动压抑价格的方式作出干预就可算合理，但笔者并不认为如此，也没有看到坊间有任何类似的怀疑。既然煤价上升是供求关系的结果，故增加煤炭产量才是正确方向（放开电价也是降低对煤炭的需求，缓解煤价的压力，不过笔者估计这个作用不会很明显）。

去年煤价大幅上升，现在仍然在高位，但大幅上升是不是就相等于价格高昂？就等于不合理？如是者，是否就应该干预？笔者并不确定。煤有两个主要用途：发电（动力煤）和作为冶钢等工业用途（焦煤）。煤价上升，可淘汰低效率的焦煤用家（如钢厂、铝厂）。

由于世界各地经济在去年逐渐复苏，经济活动增加，加上补充库存之需，大大增加了对煤的需求。假以时日，煤价最终会稳定下来，甚至可能大幅度下降，这一切由市场决定。

总括而言，为了应对全球暖化，内地政府已经订立了2030年达到碳达峰和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以非化石能源来代替化石能源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根据年初的估计，今年底国内的电力产能将有一半为非化石能源（风电、太阳能、核能），但是投资非化石能源需时需钱，而且这些能源供应有其本质上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一段很长的时间，煤电依然会是中国电力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煤电供应稳定就成为中国能源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国在能源发展方面，要贪新不忘旧。在应对全球暖化之余，北京政府还须着眼于发展新能源车辆。碍于篇幅所限，有机会另文再谈。

</a >【注】：路透，2022年1月28日（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non-fossil-fuels-forecast-be-50-chinas-power-capacity-2022-2022-01-28/）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交通挤塞对经济、环境以及市民的生活质素各方面产生负面影响。近年香港的交通挤塞情况更是每况愈下，实在不容忽视。

「老大难」须用新方法

交通挤塞是所有大城市都要面对的问题。大城市人口密集，当交通网络的配套跟不上，挤塞问题自会浮现。城市发展愈快，交通挤塞就愈严重。香港过去近百年经济和人口高速增长，交通挤塞情况亦渐趋恶化。历届政府（无论是港英或是回归后的政府）的对策都离不开加建地面和地下的大型交通网络以及道路，同时优化公共交通服务，鼓励市民使用。

经历多年的开发，地面和地下的大型交通网络已达瓶颈。时至今日，可用土地稀缺，加建道路困难重重；鼓励市民使用公共交通服务也总有个限度。根据特区政府在2017年发表的《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报告，公共交通服务已经占每日出行人次近九成，靠「鼓励市民使用公共交通服务」来纾缓交通挤塞实难奏效。

究其原因，罪魁祸首显然是车辆数量高速增长。2014年初，政府委托交通谘询委员会（交谘会）完成《香港道路交通挤塞研究报告》，其中指出车辆数目是导致道路交通挤塞的主因。当公共道路网络扩展远远落后于车辆数目的增幅，交通挤塞只会不断加剧。2003至2013年期间，全港领牌车辆的每年平均增长率为2.16%，不少增幅来自私家车。同期，公共道路总长度每年平均增长率为0.8%。

交谘会建议特区政府一方面要制定政策管理车辆数目，另一方面要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道路空间，并列举了不少措施，却一直未获政府积极采用。2013至2021年领牌车辆的总数每年平均增长率比之前10年更快，达2.68%的水平。同期，公共道路总长度每年平均增长率则比之前10年更慢，降至0.6%。本港受交通挤塞困扰的程度可想而知。

优化道路使用已行不通

优化道路使用的最有效方法莫过于电子道路收费。车辆进入挤塞路段须缴付挤塞税，税额与挤塞程度挂钩：不挤塞的路段，税额为零，挤塞路段则按塞车情况而上调税额。透过调整挤塞税额，以便调控道路挤塞至可接受的水平。

电子道路收费已在多个国家成功推行，包括意大利（米兰）、马耳他共和国（瓦莱塔）、新加坡、瑞典（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以及英国（杜伦和伦敦）。自1983年起，特区政府先后四次提出电子道路收费计划研究，前三次都胎死腹中。最近一次于2017年重提中环及邻近地区进行电子道路收费先导计划可行性研究；2019年就此计划的理念及初步构思谘询持份者；2020年成立一个国际专家小组，负责就推展先导计划向政府提供意见。可惜原本有望在2021年实施的电子道路收费计划，似因2019冠状病毒疫情所阻而暂遭搁置，落实遥遥无期。

管理车辆数目应得其法

要管理车辆数目，可以间接提高使用车辆的费用，也可以从直接管理发牌数目入手。车辆使用费主要包含首次登记税和牌照年费，增加首次登记税会即时加大买车成本，而上调牌照年费则会令车主每年支出上涨，两者都有助减低拥有车辆的意欲。

首次登记税和牌照年费不常调整。最近一次在2021年，政府把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各税阶的税率提高15%，是10年来首次；牌照年费大幅上调30%，更是20年来首次。

上述对策理应对抑制私家车需求有一定作用，可是政府却同时宽减电动私家车的首次登记税，还辅以各种有利于使用电动私家车的配套设施，笔者预计此举将大大削弱增加首次登记税和牌照年费对遏止私家车增长率的力度。由此可见，首次登记税和牌照年费这两种手段易受其他政策所干扰，而无法有效地达致管理车辆数量的目的。

有见及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该透过配额制来管理车辆数目。新加坡早在1990年已付诸实行，市民购买车辆之前必须通过拍卖以购入一张拥车证（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有效期为10年。新加坡政府会因应不同车辆类别，预先订定相关拥车证的数目，定期拍卖，价高者得。竞投成功者所支付的价钱，是成功竞投的最低价格，就好比香港的首次登记税。值得留意的是，本港现有制度是先定好首次登记税率，让市场去调整车辆数目，首次登记税率没调整好，车辆数目就会失控。相反，配额制度则是先定好车辆数目，再让市场以投标形式来达至均衡价格（相当于首次登记税）。两者比较，配额制度的明显优点在于可清楚容易管理车辆数目。

配额制度与其他车辆数目管理措施并无冲突。假设在零首次登记税的情况下，拥车证竞投成功者所支付的价钱是X，若首次登记税被调整到Y，即可预计拥车证竞投成功者所支付的价钱是X-Y。换句话说，引入配额制度时，不需调整现存的首次登记税。不过，基于首次登记税和配额制可发挥替代作用，政府在引入配额制之际，不妨考虑取消首次登记税，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费用。

先进经验可资借鉴

对于通过竞价以分配有限资源的机制，香港人并不陌生。事实上，设计执行配额竞价的机制并不困难；若要考虑以配额制管理车辆数目，除了新加坡外，也可参考中国内地的丰富经验。近年内地多个城市为了处理交通挤塞和空气污染问题，已经相继引入「限牌」的措施，除了透过竞价，也加入随机分配（摇号）的方法，例如：上海（1994年，竞价）、北京（2010年，摇号）、贵阳（2011年，摇号）、广州（2012年，摇号和竞价）、天津（2013年，摇号和竞价）、杭州（2014年，摇号和竞价）、深圳（2014年，摇号和竞价）及海南（2018年，摇号和竞价）。

2014年，交谘会在其《香港道路交通挤塞研究报告》中就已指出：「很多道路使用者也同意工作小组的看法，认为处理交通挤塞刻不容缓。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约70%的市民及驾驶者同意有需要控制私家车数目的增长。」历经近八年的车辆数目激增和公共道路网络扩展大落后，虽然当前因为新冠疫情而实施各种社交隔离措施，令市面交通暂见畅顺；然而，我们不难想像疫后的交通挤塞情况将会比2014年更为严重，解决这个棘手问题更不容延宕。笔者认为，推行配额制管理车辆数目是有效处理交通挤塞的不二之选！

王家富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首席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四月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證券集體訴訟制度已於2020年7月31日在中國證券市場正式實施。康美藥業訴訟案作為A股市場的首宗集體訴訟，饒富深意，在內地和本港均備受矚目；下文將對此案作一扼要分析。

鸣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袁蓉丽教授和上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马慧博士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为笔者提供的宝贵帮助，特此鸣谢。

参考文献：

广州中级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1）民初2171号

</a >【注】：〈從瑞幸咖啡事件探討董事與高管的法律責任與保護〉，鄒宏、沈思晨，《信報》，2020年5月20日

2020年7月31日，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并实施《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标志着证券集体诉讼制度正式落地中国证券市场，内地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维权由此掀开了新篇章。

这个新的诉讼制度与通过「沪港通」、「深港通」以及「债券通」北向投资于内地A股和境内债券的香港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与在内地上市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的香港人士也息息相关。本文就三大范畴阐释此一崭新诉讼制度。

集体诉讼制度的起源

1942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的授权，在其10b-5条例中率先引入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该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欺诈理论（Fraud-on-the-market theory），即披露欺诈虚增股价。任何投资者只要在欺诈揭露日之前按市场价格买入股票，均会被法院视为基于上市公司披露的虚假资讯，而作出了投资决策，故此有权对所受投资损失向相关上市公司索偿。

证券集体诉讼允许因同一虚假资讯披露而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共同组成一个诉讼集体（class），并由推举出的首席原告为代表进行诉讼，案件的结果（法官批准的双方和解方案或法庭判决）适用于所有集体成员。证券集体诉讼机制因大幅降低个别投资者的维权成本，并对欺诈者构成极大震慑，被认为是美国资本市场的成功要素之一。

另一方面，美国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不无弊端，比如律师费通常会占和解总金额达40%，受骗投资者得到的补偿有限 【注1】。虽然美国国会在1995年通过法案，提高了证券集体诉讼的兴讼门槛，但仍有不少滋扰性诉讼。另外，美国绝大多数的证券集体诉讼都会以原告及被告和解收场，很少有进行到法院判决的阶段，原因是双方都有诱因，希望尽量利用董事与高管责任保险（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的赔偿，当然涉及的保费成本最终还是由被告公司的股东承担，以致部分对欺诈负有责任的主体并未真正承担责任。

最后，证券集体诉讼变为由公司现有股东赔偿之前因欺诈而受损的股东，所以被称为股东之间的财富转手（pocket-shifting wealth transfers）【注2】。有鉴于此，学界建议应思考如何改进美国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

集体诉讼制度引入中国的历程

虽然多年来一直有人呼吁在中国内地引入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但立法者认真予以考虑之际，始于2019年证券法修订的四读审议环节；同年12月28日通过修订后的《证券法》第95条，首次引入证券集体诉讼，即所谓的「特别代表诉讼」（以下统称「集体诉讼」），投资者保护机构 【注3】 经50个以上的原告授权，即可代表原告发起集体诉讼，所有因同一侵权事件而遭受损失的原告则按「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原则，自动成为集体诉讼的原告。

总体而言，此次内地引入的证券集体诉讼充分借鉴了美式相关制度，并根据国情加以改良，旨在扬长避短。新修改的《证券法》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此后最高法院在以上海、深圳、南京等地的中级法院为试点的基础上，于2020年7月31日起施行的《规定》，为集体诉讼案件的具体程式作出了明确指示。

扬长去短的创新设计

为防止滥诉和降低原告的举证门槛，集体诉讼规则基本沿用了最高法院在2003年关于受理因虚假陈述导致的证券侵权诉讼的前设条件：原告需提交有关针对被告公司的行政、纪律或刑事处罚决定或被告自认材料，作为被告侵权事实的初步证据。

其次，只有在投资者保护机构接受50名以上投资者的特别授权后，方能发起集体诉讼。（若没有集体诉讼或投资者不愿意参与集体诉讼，投资者仍可透过一般代表诉讼（需10人以上）或单独诉讼方式，向被告公司索偿。）

针对美式集体诉讼费用高、可能需时数年的问题，内地在引入的制度中，进行了多种创新安排。

一、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直接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调取相关合资格的投资者名单，作为集体诉讼原告的初步名单，并通知全体原告（《规定》第35条）。

二、对原告的诉讼费用给予弹性安排。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首席原告，毋须为集体诉讼预缴案件受理费，败诉或者部分败诉的原告，若向法院申请减交或免交诉讼费时，法院应酌情考虑，并视乎情况决定是否准许（《规定》第39条）。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首席原告，在诉讼中申请对被告方的财产保全，法院可以不要求其提供担保（《规定》第40条）。

三、明确指定集体诉讼案件，由被告公司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中级法院或者专门（金融）法院管辖、审理，有效地避免了美式制度中，原告可选择在不同法院提出诉讼，以及后续繁琐的案件合并问题，也有利于达致更独立于被告的诉讼审理。

四、最高法院要求审理法院尽量利用电子化、网络化形式，以进行立案登记、诉讼文书送达、公告和通知、权利登记、执行款项发放等各个环节，以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这些设计加上前设条件，有效地降低诉讼费用及提升诉讼效率。

此外，制度设计上充分保障不同原告的不同诉求。在证券代表诉讼中，即使首席原告决定不对法院一审审理结果进行上诉，被代表的个别原告如有不同意见，仍可以在规定期限内自行上诉；同样，首席原告决定就审理结果上诉时，其上诉决定不影响个别原告放弃上诉的权利（《规定》第27条）。

在2020年引入的证券集体诉讼，无疑是证券市场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内地因此成为全球少有的几个允许证券集体诉讼的市场之一（其他市场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和南韩）。针对美式集体诉讼制度的一些不足之处，内地监管者结合国情，扬长避短，进行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对于保障内地逾1.6亿的个人投资者、提升投资者信心、震慑部分公司的造假行为和促进证券市场发展深具意义。在最高法院规定正式发布后的首个交易日，市场反应正面，其中上证综合指数上涨1.75%，深证成份指数上涨2.4%。笔者下周将在本栏简介A股市场的首宗集体诉讼及探讨其启示。

</a >【注1】：Yingling, Elizabeth L., “U.S. Securities Class Actions – An Overview”, (https://www.bakermckenzie.com/-/media/files/locations/india/overview_of_a_securities_class_action_suit.pdf?la=en).

</a >【注2】：Coffee Jr, John C., “Reforming the securities class action: An essay on deterrenc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Columbia Law Review 10 (2006): 1534–1586.

</a >【注3】：目前内地有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和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两大公益性的投资者保护机构。

鸣谢：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袁蓉丽教授和上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马慧博士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为笔者提供的宝贵帮助，特此鸣谢。

邹宏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上星期二是国际妇女节，笔者想借此分享有关女性领导的观点，其中包括笔者早前接受本地电视台访问有关职场女性地位的见解。

上年年底，多家媒体以海德思哲（Heidrick & Struggles）的「2021年顶尖之路」的调查结果为依归，指出2021年前六个月比以往同期，任命了更多的女性CEO【图1】，因此断定了女性CEO的人数增长有所提升。

资料来源：海德思哲

在该调查追踪的14个国家约1000家企业中，大约每12个月便有100名新CEO上任。当我们细心观察，每年女性CEO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显着增加。笔者自己作了简单的计算，以12个月计，从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的数字上看，新上任的CEO当中，女性占比大约11%，跟之前两三年比较，其实没有明显变化【表】。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计算

倾向激励人心 较少用赏罚

许多研究试图比较男性与女性担任高层领导职务的领导能力。大量研究指出，领导才能的高低与性别没有显着关系，更有研究显示女性领袖的领导力略胜一筹。《哈佛商业评论》就这样评论女性领袖的优点：她们较少自我推销或邀功，亦没有太大的野心或过于强势。她们比能力相若的男性领袖更清楚自己的局限，因此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会作更多准备。她们倾向运用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意指她们更倾向以激励人心的方式带领下属，以情商和智商双管齐下领导，较少依赖赏罚来换取下属的服从；她们更强调透过以身作则激励下属，改变他们的态度和信念。她们更会先人后己，更关注提升他人。另外，相比起男性领袖，女性领袖更愿意指导和培养下属。她们更有同理心，更会关怀下属，更乐意建立个人联系。

此外，亦有研究指出，如果企业的高管团队及董事会的女性愈多，公司绩效愈好。这个现象被称为Diversity premium（多样性溢价）。有研究以1999年至2011年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董事会性别多元化与公司绩效之间有正面且显着的关系，验证了多样性溢价的存在，而且女性执行董事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尤其巨大，董事会每增加10%女性执行董事，销售回报率（ROS）和资产回报率（ROA）平均提高1.8%和0.3%。此外，与临界质量理论（critical mass theory）一致，当董事会女性董事的数目增加到三位或以上，公司的业绩表现会特别明显改善。

财富500强女CEO增长稳定

我们观察到女性领袖有很多优点，研究也发现董事会和多元的高管团队有助公司提升业绩，但为什么女性领袖的比例仍如此低？尽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女性在董事会和高层管理团队中的占比稳步提升，但笔者认为这股增长的速度过慢。

据统计【图2】，财富500强公司在九十年代末只有1至2位女性CEO。到2010年，这数目增加到15，到2021年更达到41。尽管从百分比来看，这个数目依然较少（8%），但增长倒是稳定的。这表明企业逐渐注意到女性领袖的力量，以及拥有一个性别平衡的CEO级管理层的好处。按照这个趋势，笔者预计在25年后，财富500强女性CEO的人数将增长到100人，占总数的20%。

若我们将统计范围扩大到行政总裁之下的女性高管，瑞士信贷的数据显示，在全球的企业中女性已占高管职位中的19.9%。笔者预计，在25年后这个数字更可达到40%；若计算女性在董事会中的占比，在6年间，这个数目便从2015年的15.1%增长到24%。笔者预计，在25年后，这个数字或可达到50%，届时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性别平等的高管团队和董事会。

女性领袖有很多优点，不逊色于男性领袖，所以企业并没有理由让她们永远处于少数，但为何她们的人数增长这么慢？有关问题，麦肯锡公司和雪莉．桑德伯格的LeanIn.Org提出断阶理论（Broken Rung Theory）解释：女性晋升阶梯的每一层都不如同级别的男性完整：在每100名男性晋升为经理的同时，只有86名女性被提升。在低层经理级别中，男性的人数已经明显多于女性，这意味着要晋升到更高级别的女性，人数将会更少。因此高级经理、董事和总裁级别的女性代表的增长速度特别缓慢。另外，根据海德思哲的报告，每年大约只有10%的CEO被替换，仍然在任的CEO中，现时绝大部分都是男性。所以就算新委任的CEO中女性百分比有所增加，总体CEO女性比例的增加速度仍然会十分缓慢。

家务分摊不均阻碍增值

若我们要加快女性领袖的增长，我们首先要改善社会的大环境，包括家庭环境。例如现时家务分摊不平均，多数家务仍由女性负责，减少了女性为自己增值的时间，也令她们缺乏足够时间培养下一代女性领袖。因此男性应承担更多家务，为女性领袖腾出更多时间培育事业接班人；当然，男性领袖亦可以投放更多时间栽培下一代的女性领袖。

另一方面，现时女性领袖中的领袖榜样较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需要在教材中引用更多以成功的女性领袖及相关的案例做教材。这些女性领袖主角可作为激励女学生的榜样。诺贝尔得奖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Esther Duflo及其合作者，在2012年发表关于印度女孩教育成就的研究中，证实了女性榜样对女孩成长的重要性。Esther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在从未有过女性政治领导人的村庄中，父母期望女儿继续完成中学课程的可能性会降低45%。女孩们自己抱有这些愿望的可能性亦降低32%。相比之下，有女性领导人在地方政府任职的村庄（例如西孟加拉邦），那里的父母对女儿的教育期望，与对儿子的教育期望相同。该研究还发现，这些女孩期望达到与同龄男性相同教育水平的可能性，更高出25%。

美国全职爸爸比例上升

笔者留意到在过去几十年间，愈来愈多父亲选择当全职爸爸。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全职爸爸占美国所有全职父母的17%，比起1989年高出了7%。同一份报告亦指出，在2016年，父亲们平均每星期花8个小时照顾孩子，虽然不算多，但已经是1965年的3倍。另外，父亲们平均每星期花10个小时做家务，大约是1965年的2.5倍。笔者相信，这个现象与愈来愈多的女性在工作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趋势密切相关。社会上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将逐渐淡化，随着这个趋势的发展，我们将会同时间看到愈来愈多的女性进入管理层。

参考资料

Beaman, L., Duflo, E., Pande, R., & Topalova, P., “Female leadership raises aspiration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girls: A policy experiment in India,” science, 335(6068), 582-586, 2012.

Chamorro-Premuzic, Tomas, and Cindy Gallop., “7 leadership lessons men can learn from wome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20.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The CS Gender 3000 in 2021: Broadening the diversity discussion” September 2021.

Heidrick & Struggles, “Route to the Top 2021,” 2021.

Liu, Yu, Zuobao Wei, and Feixue Xie, “Do women directors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8: 169-184, 2014.

McKinsey & Company, “Women in the Workplace 2021,” September 27, 2021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一反传统国际关系「现实主义」（Realism）的理论，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其不意，向乌克兰发动战争，此一惊世决策顿成2022年首只黑天鹅。

正当西方各国领导人都忙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供应链断裂、通货膨胀等问题，普京若能速战速决降服乌国，即可大振俄国声威。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擅打公关战，西方领袖看风使舵，顺势制裁俄罗斯，力度之大，以及乌国军队和志愿军顽强抵抗，一切都在普京的意料之外。因应战局发展，下文将聚焦全球经济中受俄乌冲突影响的几个范畴，逐一阐释。

负面经贸效应

俄罗斯不但是世界最大天然气生产国、第三大石油生产国， 以及各种原材料、稀有金属及气体（如氖和钯是制造半导体的必要成份）的供应国，与乌克兰合共出口全球30%的小麦，乌克兰本身是全球第四大玉米出口国，所以西方的制裁和俄罗斯的反制裁势必在短中期内推高能源、原材料、金属和粮食价格，进一步增加全球的通胀压力，延缓经济复苏。自2月24日开战以来，原油价格已升近三成至周三的每桶129美元，为2008年后新高；小麦及玉米的期货价格分别升超过40%及18%；天然气价格在各国亦创历史新高，在欧洲曾一度飙涨超过79%。

观乎欧盟国家近40%的天然气和25%的石油来自俄罗斯（匈牙利、捷克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更逾九成），原油及天然气价格飙升对她们的影响自然最大。欧洲央行预计，俄乌战争将令欧罗区通胀在年底徘徊在4%以上水平。天然气配给若减少10% ，或会使欧罗区本地生产总值（GDP）下降0.7%；若40%来自俄罗斯的供应悉数中断，欧罗区将失去近3%的GDP。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欧洲央行应会把年初预计的加息推迟。

至于美国，虽然只有大约8%的原油及成品油从俄罗斯进口，但由于石油市场全球一体化，加上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初正积极考虑联同欧洲盟友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故市场可以预期油价会持续上升。消费意欲和企业投资信心将会受到影响，增加经济下行风险。

根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录，联储局每逢地缘政治风险出现严重不确定性时（如911恐怖袭击），往往会推迟重大政策决定。虽然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日前表示，俄乌战争「高度不确定」的经济影响未足以令该局放弃紧缩政策。联储局将继续支持在3月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但已远较市场原先预期的50个基点为低。市场亦预期，战事或把美国3月份总体通胀率推至9%，到年底仍会徘徊在6%。制裁俄罗斯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将拖累美国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滞胀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多间投资银行及研究机构推算俄国今年将损失7%至10%的GDP，短期内对部分行业的影响则可能较大，欧美、日本、南韩等国已禁制含高科技技术及零部件的产品出口俄国。其他国家如中国企业，若其产品中含有来自制裁国公司的高端技术或在生产过程中投入超过某限度，大概也会跟从西方国家的相关制裁措施。跨国企业如埃克森美孚、苹果公司、宜家家俬、Netflix、Visa等纷纷靠边站，暂停甚至退出在俄罗斯的业务。

金融制裁的后果

由于俄罗斯经济只占全球经济3%，在贸易方面对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的直接经济影响相信不大。但能源及食品价格上涨，依赖这类进口的国家（如南韩、印度、土耳其）将受到较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而依赖这类出口的国家（如沙地阿拉伯、印尼、马来西亚、智利、巴西等）则可在短期内受惠。但假使全球通胀持续削弱消费意欲，录得出口盈余的国家也终会受损，而粮食价格高涨更可导致贫穷人口出现饥荒问题。

在西方国家制裁下，俄罗斯主要银行及企业被禁用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简称SWIFT）的国际支付系统。俄国亦有1.6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包括63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遭冻结，而其资金要进入欧美金融市场也受到限制【注】。由于俄罗斯的海外资产不少，在西方严厉的金融制裁下，将继续对全球各金融市场造成震荡。欧洲的股票市场已从最高位平均下调20%。

对俄罗斯而言，虽然其金融实力自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增强不少，但这次西方的金融制裁手段更全面及严厉，重创俄国经济之余，也令俄罗斯卢布自开战以来下跌超过三成。在伦敦上市的俄罗斯公司股价至今更平均下跌96%，多间公司甚至被下令暂停交易。

俄罗斯最大银行Sberbank的欧洲子公司正面临破产，可能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全球俄罗斯保险金额最高前3名的银行都在欧盟，以金额计意大利253亿美元、法国252亿美元、奥地利175亿美元。而根据彭博行业研究，法国兴业银行、意大利裕信银行、奥地利瑞福森银行在俄罗斯贷款较高。裕信银行的俄罗斯资产达23亿欧罗，占该银行总资产3.7%，而瑞福森银行税后净利更有高达30%来自俄罗斯分行。

卢布的大幅波动有机会增加汇兑风险，令银行蒙受巨额损失。以外币计价的俄罗斯债券评级大幅下调，加上俄罗斯股票、债券、货币大幅贬值，势将打击持有俄罗斯资产的欧洲银行。在最坏的情况下，一旦俄罗斯银行在欧罗区的子公司破产，更将对区内有关银行的流动性造成冲击，令疫症大流行后经济复苏雪上加霜。

不确定性向来是投资者的大忌，短期地缘冲突对大型资产的整体走势影响较小，而战争爆发初期，短期内风险情绪低迷，利好避险资产，加上通胀上升，市场对黄金、美元和日圆等避险资产的需求将会增加。随着外资撤离新兴市场以及联储局将在今年多次加息，新兴市场股票、债券和外汇价格所受的冲击势必加剧。

综观历史，在战争开始时，各国股市一般都会短期下行【表】，但市场的长期走势终会回归基本面的价值。

资料来源: 笔者自行计算

中国对策考量

面对震动国际社会的俄乌战争，中国一方面支持俄罗斯提出的重要国家安全主张和反对外部势力破坏两国共同周边地区安全稳定。但在商贸方面，欧美及亚洲盟友对中国的重要性却又远超俄罗斯。以2021年为例，中国对欧美的出口总额超过一万亿美元，而对俄罗斯出口仅值约680亿美元。为免西方对俄制裁殃及池鱼，中国各大银行及企业都应选择明哲保身。

一如欧洲作为能源进口国，中国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俄罗斯则依赖中国出口汽车零件及通讯设备等高科技产品。

正在北京举行的两会，基于「稳」字当头，将会有经济刺激政策出台。中国内地中长期增长动力正从人口红利转向金融周期以至科技创新，俄罗斯被剔除于欧美系统后，相信会在经济上更亲近中国，届时会更多使用国内一直推动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增加利用人民币作融资和贸易，为了分散外汇储备配置，并加大其现时只占整体外汇储备13%的人民币资产，这一切都有助人民币国际化。

【注】：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2022） “Russia’s external position: Does financial autarky protect against sanctions?”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nuscript.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22/03/03/russias-external-position-does-financial-autarky-protect-against-sanctions/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副总监

林康圣
港大经管学院导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附属研究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特区政府设于路旁的泊车位长期供不应求，近年更变本加厉。驾车者在闹市寻找泊车位固然困难，在郊野公园附近也不容易。要理顺路旁泊车位供求失衡的现象，简单的经济学理论、科技和大数据的应用或可派上用场。

市场失衡背景

政府路旁泊车位和其他公营、私营停车场显然互相替代，因此路旁泊车位供求失衡也关系到全港泊车位市场的整体供求。泊车位供求备受关注，这亦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经常讨论的议题。根据2021年8月20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有关泊车位的讨论文件，「截至2021年5月底，全港大约有812000部领有牌照的车辆，当中接近八成为私家车和客货车。从2010年至2020年，私家车和客货车数目由约457000部增加至约626000部，而同期可供私家车和客货车使用的泊车位数目则由约633000个增加至约688000个。换言之，泊车位与此类车辆数目比例由1.38跌至1.10。」由此足见，泊车位数目愈来愈接近甚或少于车辆数目。近年出现车位呎价高于豪宅的现象，正正反映车位市场供求失衡。

针对车位市场供应紧张问题，要从供应、需求和定价入手。如欲增加供应或减少需求，则需要透过政府规划。但香港土地供应紧绌，大幅增加车位谈何容易？过去10年，香港人平均收入上升，对私家车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期，提供类似私家车服务的的士数量维持不变，使用车辆的政府征费基本上也维持不变。难怪市民在车位租金高昂的情况下，对拥有车辆的意欲依然不减。

在《2021至22年度财政预算案》，政府把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各税阶的税率提高15%，是10年来首次。牌照费大幅上调30%，更是20年来首次。增加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和牌照费，对减低私家车需求应该有一定作用，不过民间对这次上调幅度反应颇大。笔者建议政府日后依人均收入，每年适度上调有关税项，以便在不致令大众哗然造成惊吓的情况下，持续调控私家车需求。

再者，有关当局应考虑重新增发的士牌，以满足市民对类似私家车服务的需求。一旦此类需求得到满足，市民对拥有私家车的需求自然下调，泊车位的需求也会继而下调，纾缓泊车位市场的供求失衡。

此外，车位定价也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一般多层停车场多是私人营运的，营运商有定价自由，并基于市场供求定价。至于公营泊车位收费，一般也会参考附近私人市场，故笔者相信公私营市场能自然调整，达致供求平衡。

供应落后成因

值得关注的是路旁泊车位。特区政府审计处2018年发表一份有关泊车位的报告显示，这类政府车位主要为满足驾驶者短时间泊车的需要而设。泊车位旁边一般会竖立收费表。根据1967年交通谘询委员会提交前行政局接纳的指引，路旁泊车位收费表所定收费，须足以维持大约15%车位空置率，确保泊车位的车辆流转，以供更多驾驶者使用。这项指引一直沿用至今。

笔者认为，透过调整收费以维持15%的空置率理论上合理，不过实际执行往往存在困难。在路旁划定泊车位成本不高，亦毋须经常进行维修，但收费表的安装和维修成本就肯定不菲。若入不敷支，安装收费表就不划算。因此，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收费表多设于使用率较高的市区地段，而非使用率偏低的郊区地带；郊区的公营泊车位一般不设收费表，亦即泊车免费。

不难想像，零收费就容易衍生「生人霸死地」的弊端。郊区泊车位被长期占用，导致真正有需要者经常「无位可泊」，违反了「确保泊车位的车辆流转，以供更多驾驶者使用」的供应原则。

要以定价维持15%的空置率，就先要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实地考查因成本高昂而不能恒常执行，以致政府只能按收费表的收入，结合过时的空置率考查结果，从而作出粗略的估算。缺乏数据，政府难以掌握空置率的每日变化，当然无法透过调整收费以维持15%的目标。即便能够掌握数据，要为旧式收费表定期按时段调整收费，牵涉成本之高也可能得不偿失。有鉴于此，维持15%空置率的指引向来只是流于空谈。

科技解决方案

不过，随着近年科技进步，尤其是电子支付和网上支付的发展，15%空置率或有望实现。运输署于2021年1月开始安装新一代路旁停车收费表，预计于2022年上半年完成所有安装。新收费表可接受多种电子支付方式，并支援驾驶者以「入表易」流动应用程式遥距缴付泊车费。同时，新收费表配备感应器以侦测有关泊车位是否正被使用，并透过「香港出行易」及「入表易」流动应用程式向公众发放。

透过收费表的感应器，有关部门可以实时掌握区内车位的空置率，并以此调整收费，确保空置率维持在15%左右。若空置率低于15%，泊车费就会随之上调；若高过15%，泊车费就会随之下调。在使用旧式收费表的日子，调整费用需要靠技术员实地调整，成本甚高；至于新一代收费表，理应只需在表内预设调整收费程序便可，简单可行。为免混乱，笔者建议每天的收费应设上下限，并可预先透过流动应用程式，向公众发放预计的平均使用率和收费。当然，上下限应因地区而异，也理应定期调整。

市区郊区看齐

原本不设收费的郊区泊车位，亦应一律增设收费表。收费目的在于避免滥用，确保泊车位的车辆流转，以供更多驾驶者使用。在使用旧式收费表的日子，在郊区设置车位收费表往往成本大、收入小，不设收费表的决定也可以理解。但改用新式收费表后，有关成本将大幅降低。近年整体车辆数目增加，郊区泊车位需求殷切，设置收费表肯定合乎成本效益，再不设置无疑于理不合。

路边泊车位收费已经冻结了20多年，偏离合理收费的程度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若有关当局执行笔者上述的建议，虽会导致泊车费用上调，但却有助泊车位车辆流转，惠及更多驾驶者及真正有需要的驾驶者。笔者有信心这项建议会受大部分驾驶者欢迎。

王家富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首席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不论在线上线下，「元宇宙」（Metaverse）都是城中热话。何谓元宇宙？简单来说，它是结合了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扩增实境（Augmented Reality）、混合实境（Mixed Reality）、人工智能、区块链（Blockchain）、社交网络、网媒、网购等元素的新版互联网。

当前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极度严峻，香港也到了抗疫的关键阶段，笔者虽非医学专家，倒有几点意见和读者分享。

防控措施应体恤民情

特区政府最近宣布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除了扩大「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的使用范围，还推出了疫苗通行证，规定只有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士才能进入表列处所。这些措施是否太严苛，又或者做得不到位，并非本文的讨论重点。笔者希望在此厘清一个概念，那就是只容许已接种疫苗人士进入，和必须先出示接种证明才能进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好比成年人外出要携带身份证，不同于他先得向住所大堂的保安员出示身份证才能外出。

要确保只有已接种疫苗的人士才能进入表列处所， 较有效率的做法是安排政府人员进行随机检查。既然政府对违规者已有罚款安排， 只要加大随机检查的频率就能产生阻吓作用。

但目前的安排在以下几方面均存在问题。 第一，表列处所需安排员工查核疫苗通行证，令经营成本增加。对大企业或许微不足道，但对小企业而言，无疑是百上加斤。小企业大概不会多聘人手处理，这个安排只会增加员工工作量，使他们疲于奔命。

对于顾客或任何进入表列处所的人而言，在门口登记也是浪费时间。他们可能提着大包小包，又要进行登记，未免狼狈。再者，人群聚集也会造成堵塞，影响邻近商户及交通甚至发生意外。

资料显示，目前香港20岁到60岁人士的疫苗接种比例已经接近九成。既然大多数市民已经完成接种，证明自己的接种纪录到底意义何在？出示接种纪录未必耗时，但若所有人都要这样重重复复，总体的时间成本则非常之大。

至于使用「安心出行」的安排也可稍作改善，例如食肆可以让顾客就坐时才扫码，会较为方便。

长者接种率偏低的背后成因

笔者前几天在本报阅读曾国平博士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其他国家的长者疫苗接种率普遍高于青壮年人，但香港长者的疫苗接种率却比青壮年人低，情况异常。笔者于是认真研究相关数据。从【图1】可见，在香港各年龄组别，已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口和比例中，60岁或以上人士的接种率明显低于20岁至60岁；70岁至79岁的接种率低于60岁至69岁；80岁或以上的接种率，又低于70岁至79岁。

【图 1】香港疫苗接种人口的年龄分布

资料来源：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dashboard

网站Our World in Data收集了大量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和新冠疫苗接种的数据，根据【图2、3、4】，年纪愈大的人，疫苗接种率愈高。

这个数据库共列出33个国家的数据。笔者发现，各地60岁或以上人士的接种率均高于全国平均率。香港60岁或以上人士的低接种率，确实异常！

【图 2】 澳洲各年龄层已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处方剂量比率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2 日）

【图 3】 以色列各年龄层已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处方剂量比率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1 日）

【图 4】 意大利各年龄层中已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处方剂量比率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1 日）

笔者认为，这个特殊现象的成因有二：首先，香港的疫情从来没有欧美严重，使长者觉得没有接种疫苗的迫切性。其次，2019冠状病毒病的各种疫苗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快速研发，故长者对疫苗副作用有所忧虑相当合理。其次，政府在推出疫苗接种计划不久后，便停止公布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副作用的个案，助长了人们对接种疫苗的疑虑。

笔者认为外国长者高接种率的经验值得港府大力宣传。在拥有高度言论自由和法治的国家中，假使长者接种疫苗是弊多于利，又或极可能引起严重医疗后果，当地媒体和代议士必然会相当重视。

目前在香港使用的疫苗有两款：科兴疫苗是传统技术，其功效未必最高，但医学界对其副作用应更有把握；复必泰疫苗则是西方新技术。因此在本地接种疫苗的副作用，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验是可以类比的。既然在这些有言论自由和法治保障的地方，老人家都比年轻人更愿意接种疫苗，换句话说，接种疫苗利大于弊。了解此点，有助加强本地长者接种疫苗的信心。

说到长者的疫苗接种率，笔者就联想起老人院的院友。今年1月7日开始，亲属已经不能到院舍探望他们。早前的探访安排亦有诸多限制：到访前除了必先预约、每次只限一名已完成两剂接种的亲属探访、探访者亦必须拥有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等等。

安全之外还须安心

笔者希望随着疫情减退，加上长者接种率上升，老人院的探访安排可获放宽。对于接种率达到100%的院舍，政府应给予最大程度的放宽；要是大型院舍的独立楼层能达到这个要求，亦应如是放宽。既然疫苗能够减少出现重症的机会，而所有院友亦完成接种，那探访安排就没必要如此严苛。否则只得安全，却了无生趣，这又有何意义？笔者亦建议，在社会福利署的安排和在自愿的情况下，各个院舍和院友可以安排掉换，让更多院舍可以达到有关要求。

笔者认为抗疫有赖全民参与和合作。只有好的抗疫政策并不足够，还需市民大众对政策了解和信任，否则只会事倍功半。因此在抗疫的同时，如何方便市民，令市民确实感到政策的好处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成败往往系于其中细节。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