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金融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各大经济体逐步迈向数码化转型，我们预期在可见的未来，央行将由发行实体现金转向发行数码货币，并将其普及化。事实上，在近几十年的批发性支付系统内，银行接受央行数码货币的情况已屡见不鲜。谢国生博士与何敏淙先生在2021年9月29日的〈龙虎山下〉专栏中撰文解释了央行数码货币（CBDC）的发展已经蓄势待发，读者可前往参考这篇富启发性的文章。

目前，在多个大型央行的数码货币计划当中，中国的数码人民币项目或许最受瞩目，该计划正在试验阶段，国家亦逐步推广中。根据新华社报道，截至今年5月底，数码人民币的累计交易金额已达到约830亿元人民币（约123.3亿美元）。国内已开通了电子人民币业务的营运单位达457万个，而国外各大经济体亦处于货币数码化的过渡期。譬如在2017年，由于使用现金作零售支付的情况减少，瑞典央行开始试行一种名为「电子克朗」的央行数码货币。在巴哈马，由于地理原因使转移实体现金的成本相对较高，推广电子支付不仅可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亦可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其他八十余家央行类似，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在研究推出数码货币「电子港币」（e-HKD）的可行性。种种迹象表明，央行数码货币在不远的未来将得到广泛的推广实施。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21年的资料，学术界已经针对引入央行数码货币对宏观经济将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此类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发行央行数码货币对于商业银行的总体贷款及投资的影响、对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以及数码货币作为新型货币政策的可能性。本文也将探讨引进央行数码货币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并重点讨论其如何作为新型政策工具。

宽限期后贬值 刺激消费

笔者相信，当数码货币实现完全程式化后，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率并减轻其副作用。假设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或印钞以筹集资金，并用这笔钱向其公民发放经济补贴（stimulus check）；若要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该举措有两大潜在隐患：其一，人们可能并不愿意立即花掉收到的补贴。其二，他们如若在收到补助后马上消费，经济将面临通胀压力。

现在假设有两种版本央行数码货币，为了论述方便，我们称其为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和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与纸币的汇率为一兑一。然而，公民收到的经济补贴是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其内置程序如下：倘若接收方在收到货币后一定的宽限期内（比如两周）进行消费，那么该笔补贴可以按其面值接收。但是，如果接收方没有在这段时间内使用，该笔补贴将在宽限期后开始贬值，比如以每周10%的比例贬值。该宽限期后自我贬值程序，旨在激励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持有者在短期内进行消费。一旦商家接收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宽限期将重置为两周。

由于商家可能并不想保留会自动贬值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它可以转换为不贬值的数码货币。为了达成这点，还需要建立一个实时数码兑换系统，以供人们进行汇兑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与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

由于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在宽限期后自动贬值的特点，其汇率将不再是一兑一，而是由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实时供需决定。因此，以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计算的产品价格将会高于以实体货币或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计算。当下一组消费者收到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时，将再一次激励他们在宽限期内使用该货币。由此，程序化的宽限期除了达到传统刺激型补贴的效应外，更可额外刺激消费。随着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持续由消费者转手到商家，再由商家通过兑换市场回到消费者手中，这将会有效地持续刺激消费。

总额自动缩减 纾缓通胀

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具备另一优势，在刺激同一消费水平的前提下，它将带来相对较小的通胀压力，因为总有部分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持有者无法在两周宽限期内完全花光该笔数码货币，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总额将逐步减少，直到政府注入更多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

倘若注入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并未达成促进消费的目的，也就意味数码货币并未频繁地转手，同时货币持有者并未在宽限期内花光货币。在此情形下，该轮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将迅速缩减，通胀压力极其有限。

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自动贬值宽限期，与香港政府发布消费券的有效期有类似的激励机制。不同的是，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将通过兑换市场流通回到消费者手中，并将继续激励未来的货币持有者进行消费。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两种数码货币之间存在着兑换市场，且其中一种是可程式化的。

分析交易讯息 兼保私隐

让中央银行数码货币程式化并不是崭新的概念。例如，英伦银行今年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到，这可以通过基于分布式分类账技术（DLT）的智能合约来完成。

简单而言，这些合同的逻辑就是「如果X发生，则将Y支付给Z」。本文提议的新概念，是将智能合约不限于为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编写一个宽限期，还需要在每次消费行为产生之后重置宽限期，并建立两种版本与实体货币非一比一固定汇率的央行数码货币体系。

虽然笔者倡导央行考虑研究该种形式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我们也注意到建立该系统实际上存在尚未克服的技术问题。除了建立额外交易市场所涉及的技术问题以外，另有一个潜在问题是可能出现虚假交易以延长宽限期。

笔者相信此类问题会有相应对策，因为虚假交易可能会对提供此类服务的商家产生收入和税收上的影响，而政府亦可立法规管此类虚假交易，防止有关问题发生。

在设计央行数码货币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如何恰当利用用户数据，以及需要保护私隐的数据级别。

国际清算银行去年指出，私隐不等同于匿名，而通过利用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 proof）的软件系统，央行数码货币系统可以在保护消费者私隐的前提下，分析匿名交易历史以获得更多的讯息。笔者在本文所提出的央行数码货币设计特征并没有太多私隐问题，我们所需要跟踪的是与每个数码货币单位相关的交易历史，而非每个用户的交易纪录。

结论

笔者相信，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发行，有助许多新的政策工具和商业用途的发展。在本文中，笔者仅是提出了一种利用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以实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案例，央行数码货币进行程式化将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參考文章：

Bank of England,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design”, Bank of England Discussion Paper, March 2022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motives, economic implications and the research frontier”, BIS Working Papers, No. 976, November 2021

〈数码货币 蓄势待发〉，谢国生、何敏淙，《信报》，2021年9月29日

Xinhua, “China’s digital yuan transactions hit 83 bln yuan”, english.news.cn, July 14, 2022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孟晓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研究助理教授（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年初历经Omicron第五波疫情，香港估计可能已有400万人染疫。4月下旬，防疫政策放宽后，本地经济逐步恢复，现在正是检视防疫策略的好时机。综观国际，防疫策略大致有二：一是零确诊，重点是减低确诊个案，检疫需时较长；二是随机应变，按疫情起伏而增减防疫措施，尽量纾缓对公共医疗系统的压力。

在「动态清零」与复兴经济的十字路口，究竟应如何抉择？下文将以感染死亡率数据加以分析。

复苏流于片面

「动态」是视乎具体情况作出应变，以最小成本达到最大防疫效益；「清零」则将缓解疫情置于首位，结果严重窒碍经济活动，社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部分国家宁取「与病毒共存」方式，透过提升疫苗接种率和自然免疫，利用群体免疫减低对经济、民生的影响。今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考虑到病毒现在的特性及对未来的预期，「清零」策略不可持续，尤其是目前对病毒的认识较深入，在已有多种有效抗疫工具可供使用的大前提下，可过渡到另一种策略。

2021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在访港后公布评估，认为特区经济虽然复苏强劲，但「清零」政策令不同界别的复苏步伐不一，并预测2021和2022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6.4%和3%；可见社交距离措施并非零成本，摩根士丹利更将香港今年GDP增长预测下调至2.5%。

收放因时制宜

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可分为疫苗供港前后两个阶段。美国卫生数据显示，在疫苗面世前「清零」是最佳防疫策略。如【表1】所示，2021年3月期间采取「清零」策略的国家（如中国、澳洲、纽西兰）的死亡率明显较采取缓疫策略的国家（如挪威、丹麦、英国、美国）为低，可见当时「清零」策略较具优势。

当有效疫苗面世后，第三种防疫策略就是提高人口接种疫苗比率，特别是最高风险的老弱社群，继而利用防疫措施缓和最后一波疫情，迈向成为「受控的风土病」或「与病毒共存」。数据反映在疫苗面世后，推行「清零」为短期政策的国家，现在须着重提高疫苗接种率，以提高整体社会免疫力。

2022年4月，市面有各种新冠疫苗供应，期间采取上述两类防疫策略的国家，其感染死亡率的增幅和差距大幅收窄。「清零」国家的先前优势已失，香港的累积死亡率尤其高，与采取自然免疫的国家大致相若【表1】。

资料来源：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SSE COVID-19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deaths）

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早前表示，根据数据可以肯定现在主流病毒株Omicron的传播力高，但杀伤力和死亡率都不及变种病毒Delta。美国的研究显示，Omicron的轻症占比为99.78%、重症占比0.05%。香港自第五波疫情起，共录得9248宗死亡个案，从不同年龄组别和疫苗接种剂量的死亡率可见，疫苗能有效降低死亡率【表2】。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截至2022年7月19日）

《自然》杂志2021年2月发表一项问卷调查结果，大部分接受访问的科学家都认为，新冠大流行最终将转变成地方性的流行病，杀伤力也会逐渐减弱。

针对死亡率较高的Alpha、Beta、Delta等新冠病毒，「清零」策略可争取较多时间让市民接种疫苗，但到底并非长久之计，因感染风险永远无法消除，只能减低。长远而言，与全球接轨的本地行业（包括航运、外贸、金融）将受重创，亦会有损于香港作为中国内地和国际社会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当下亟需更加灵活与可持续的防疫政策，在保护医疗系统及医护人员的同时，不致妨碍社会经济活动。提高疫苗接种率，最终过渡到「与病毒共存」，看来是实际可行的长期解决方案。

通关至关重要

上海得以实施严格防疫政策，关键之一是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无论是农产品生产或零售商业活动，内需市场的循环可用来弥补疫情所造成的国际贸易停滞。反观香港的经济定位则有所不同，作为接通世界的重要桥梁、航运中心以及国际金融中心，都必须确保同时与中国内地和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

近日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及孔繁毅等撰文指出，鉴于夏季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较低时期，因而是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合适时机，可容社区出现低度传播，以便在冬季前达致较佳的疫苗接种和遭受感染产生「混合免疫屏障」，实现防疫措施「软着陆」。

文中亦引述新加坡经验；若香港完全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入境旅客全部居家检疫，则单日确诊个案可能达到3000至2.1万宗。专家顾问认为，围封强检的成本高，建议当局弃用；由于内地仍维持「清零」政策，顾问建议本港可先与海外通关，并提出相关措施，例如抵港旅客的酒店检疫逐步转为家居检疫，抵港后首7日禁止到食肆、酒吧。

美国药厂莫德纳（Moderna）计划在香港推出针对Omicron的疫苗，并称最快今年第四季可提供至少800万剂。虽然有新一代疫苗面世，但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临床运筹学部门负责人帕格尔（Christina Pagel）警告，新冠肺炎不是「超级流感」，感染死亡率即使在疫苗、治疗和自身免疫力作用下逐渐降低，但它对心、肺和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较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来得严重，长期症状发病率也较高。

至于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除了疫苗接种和药物研发外，市民还需要做什么？帕格尔认为，新冠病毒在不断变异的过程中日趋温和，疫苗和治疗方式应加以配合。此外，亦须建立相应的监测和防疫系统，重构生活方式，让新冠病毒传播得以有效控制，并强调疫苗虽可有效减低严重病症和死亡个案，但对防止感染和轻症则效力较弱，目前不宜完全解除防疫限制，以免大量曾确诊的康复者面临重复感染的风险。

务须计出万全

全球医学界已达成新冠病毒不会在世界上消失的共识，社会必须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之道。正当大部分国家已经实行群体免疫政策，一待香港全面对外开放，任何变种病毒都有机会传入，从而产生「解禁回潮」（Exit Wave），即放宽防疫限制措施而导致确诊病例再度激增的现象。

归根究柢，因应上述疫情发展和环球趋势，特区政府当务之急，在针对屡现变种病毒而制定可持续抗疫政策之余，应有序恢复与内地和国际通关，从速提振本港开放型经济。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教学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过去一年，油价升势不止。继欧洲联盟委员会于3月8日建议各国政府可就能源企业的收入进行征税后，美国国会上月推动对石油巨企开征「石油暴利税」（Big Oil Windfall Profits Tax），总统经济顾问Bharat Ramamurti提出应考虑征收此税的建议，拜登更公开批评埃克森美孚「今年赚钱多过上帝」（made more money than God this year）。

欧美加税来由

无独有偶，英国政府已于5月26日宣布，未来3年将向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征收25%的能源利润税，同期出台一项150亿英镑的计划，向难以承担能源费用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援【注】。自能源价格开始飙升以来，保加利亚、意大利、罗马尼亚、西班牙等国已经对能源业加征新税。

正当世界经济从疫情中逐渐恢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导致能源价格急升，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刚刚公布了6月的通货膨胀，较去年同期大增9.1%，是自1981年11月以来最大增幅。欧罗区的通货膨胀率也较去年上升8.6%；该区能源消费价格指数则已达199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每加仑的汽油平均价自2020年至今年的升幅多达60%，对民众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穷人尤甚。这无疑是多国政府针对石油和天然气巨企征收暴利税的一个主要原因。

决策中西有别

中国内地也有类似征税，名为「石油特别收益金」，即国内原油销售价格超过一定水平之际，国家就按一定比例，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原油所获的超额收入加征税收。 2015年，财政部将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提高到65美元，实行五级超额累进【表】。

石油特别收益金可以协调石油行业内部上下游利益。当原油价格高涨，对上游企业征收特别收益金，其所得的部分利润将调节至下游企业，均衡行业内利益分配，可以避免将原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和英美及欧洲各国现在推出的暴利税不同，中国的石油企业是否需要缴纳特别收益金，以及缴纳的数额，皆取决于原油价格，因此，相关企业大多可以做到预先筹谋。但西方近期的暴利税则由国会或者立法机构提出，法例内容和征收办法受议员的经济观点与政治取向所影响，能源业难以事先估计。

「暴利」从何说起

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固然已为消费者带来沉重负担，但因此而决定征收「石油暴利税」是否合适呢？

所谓「暴利税」，英文是Windfall tax，Windfall指一大笔不劳而获的横财，然而石油企业的「暴利」真的是不劳而获吗？石油行业生意得以好转，乃是今年全球经济复苏后出现的现象。事实上，包括石油行业在内的大多数行业，前两年的业绩都极为惨淡。 2020年5月的纽约期油价格一度跌至每桶-40.32美元，为史上首次油价跌至负数。经营一盘生意，总难免有高低起跌，政府在石油业好景的时候对其征收暴利税，那么在行业深陷谷底之时，又会否打算为其提供补贴呢？

若石油企业生意转佳，就向其收取临时特别收益金；如果制药企业成功推出医治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苗，获得了超额利润，是否也应对其加征疫苗暴利税？

正如前述，最近石油价格高涨，是受全球经济复苏和俄乌战争影响所致；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不愿意流向化石能源行业，这会导致未来原油价格长期偏高。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提供5年来全球能源投资状况【图1】，能源投资从2017年渐趋下降。

此外，国际能源组织将2022年与2019年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投资变化作一比较【图2】。各国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都降低了对传统石油和天然气活动的投资。

当前各国纷纷提倡以绿色能源取代化石能源。荷兰法院下令要求荷兰皇家蚬壳（Royal Dutch Shell）在2030年前将全球净碳排放量减少45%。今年4月，Global Witness and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发表研究报告，预期国际能源巨企蚬壳、埃克森美孚、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等会投入8570亿欧罗于石油、天然气开发。企业除了备受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亦加以评论：投资在新的天然汽油田油井，是道德上和经济上的疯狂（moral and economic madness）。

问题症结所在

一方面批评石油企业不增加供应，另一方面又挑剔其增产投资破坏环保，这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

其实，近期所谓的「油价飙升」，是否确切无误？经济学家克鲁明（Paul Krugman）6月29日于推文中指出，近期油价虽较前几年高，也不过是达到历史高位。 【图3】中，纵轴是油价占消费物价的百分点（100×油价/消费物价指数），以实际价格计算。蓝色曲线显示变化趋势，红线则是最近的指数。

油价虽自2020年起一直攀升，但仍未触及20年来的历史最高位。克鲁明认为，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近10年来的燃油价格为什么偏低，而非油价现在为何偏高。

【註】：《歐洲多國競相開徵能源「暴利稅」》，中國新聞網，2022年6月4日

【表】：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參考文獻：

1. Fossil fuel firms set to spend more than 800bn on new oil and gas fields by 2030. Green News

2. IEA, Global energy investment, 2017-2022, IEA, Paris

3. Krugman, Paul, Twitter post

赵耀华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赵就琦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教学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笔者去年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合作研究香港再工业化与未来经济转型之路，研究瑞士当地的经济社会情况和香港绿色产业。故笔者乐见港交所近日宣布成立国际碳市场委员会，推动香港实现碳中和，及加快投入发展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生态圈。同时希望借此文抛砖引玉，借鉴瑞士发展碳交易的过程，与读者一起探讨香港在此方面的发展机遇。

碳交易可以分为合规或自愿，概念源自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一个国家、地区或企业通过合法渠道，获允许排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的权利。时隔29年，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峰会（COP26）落幕，全球政府组织和企业共同制定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路径，防止地球升温超过1.5℃。根据数据研究公司IHS Markit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球碳价格达每吨二氧化碳51.45美元。据估计，碳配额价格需要增加到每吨二氧化碳147美元，才能满足1.5℃的全球变暖限制。碳定价的潜力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发，而且大多数碳价格因太低而无法推动大规模脱碳。目前政府和私营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政策仍远远落后于预期，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订下的温度目标。

世上碳税最高国家之一瑞士，如何促进碳交易？

碳交易是一种市场化的节能减排政策工具，旨在通过市场功能降低碳排放，减低能源消耗和大气碳浓度，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理论上，政府制定和控制总量和分配规则，企业可按规定获得配额，并根据自身减排情况，决定在交易市场上增购或出售超额配额。如电动车龙头Tesla今年虽然意外被剔出标普500指数，但去年2021年中Tesla全年总利润为55.19亿美元，其依靠出售碳积分便获得14.65亿美元，碳交易已经占其总盈利四分之一。我们可以预见碳交易发挥资金引导和加速减碳的作用。

参考瑞士的经验，瑞士采取了碳市场与碳税相结合的双轨政策，自2008年起对化石燃料征收二氧化碳税。其减碳和发展碳交易市场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历时十数年。

阶段（1）：2009年至2012年实施自愿碳排放交易，目标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的碳排放。

阶段（2）：2013年至2020年，瑞士转为强制性碳交易体系，每年固定减少配额总量1.74%，预留5%予拍卖或新注册公司，明确年度排放配额总量，减少减排信用额度。同时实行碳税制度，纳入碳交易的企业在2013年至2020年免征碳税。

阶段（3）：瑞士碳市场自2020年起与欧盟碳市场挂钩。
从瑞士的发展途径可以看出，不同碳市场之间建立联系，将带来更多的交易机会。瑞士碳市场规模小和资本流动性相对欧盟为低，然而配额价格远高于欧盟。瑞士通过与欧盟碳市场的合作，提升其竞争力。当一个碳市场的碳价格过高时，可以与其他碳市场合作，为企业创造绿色和便利的营商环境。

现时政府的减排政策主要基于2021年发布的《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以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发电技术，抵消碳足迹以外作为主要战略。除了现有的政策，本港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香港将来在RCEP、大湾区以及中国的碳市场角色和定位。与此同时，与邻近地区实行碳市场的制度互联互通，也是政策制定者需为企业拆墙松绑的一个重要目标，增强特区在绿色金融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领导地位。

放水养鱼，鼓励市民和零售投资者参与碳市场

成熟经济体和资本市场将可交易的碳权商品，转化为零售可购买的交易所买卖基金（ETF），例如其中一个最大的资产管理（AuM）自愿碳交易ETF──KraneShares Global Carbon ETF（美股代码：KRBN）。自2020年7月推出以来，截至现时资产管理的净值为11.78亿美元，管理费为0.78%。两年的基金价格升幅近250%，年复合增长率约58%。同期对比标普指数两年升幅只有约20%，年复合增长率约9.5%，KRBN两年回报与美国500强企业相比高出192%，前者回报惊人。从经济学和资本的角度来看，当愈来愈多的资本流入碳金融产品时，就会有足够的流动性，相当于间接参与碳定价，从长远来看是有正向收益的。

2022年3月港交所第一只碳期货ETF──中金碳期货ETF（03060）（港元计价股票代码），管理费为0.99%，而且暂时的资产管理规模不足一亿元实属不理想，如有价没市。香港资本市场其实不乏具潜力参与碳交易的公司，当中有不少是领先世界的电动车、锂业和新能源的公司。

暂时而言，参与碳交易和绿色金融的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主权基金，以笔者所知，即使专业投资者对碳交易也是一知半解。资本市场如「水」，水清则无鱼。绿色金融因本身的利润相对传统基金并不高，而业界亦缺乏人才了解相关绿色产品。坊间不少绿色金融课程门庭若市，然而百花齐放之际却有良莠不齐之说。若要令香港成为成熟的碳交易中心，必须要有「水」有「鱼」，让普罗大众认识到碳排放交易和参与自愿碳交易。政府需提供诱因令业界有「因」可以推广，同时订立指引和建设一套完善制度，给业界和有意修读绿色金融课程的市民。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与央行总裁去年承认碳价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之一，香港绿色之路比其他成熟金融经济体如欧洲已落后约十年，现在我们需急起直追。回归祖国25年，香港经济产业急需要转型并多样化，配合新时代的步伐，为下一代创机遇。望有志之士能一起促进市场发展，共建可持续金融生态圈，鼓励和教育更多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和青年进入可持续金融行业，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如鱼得水【注】。

【注】：〈建设香港成为亚洲环境、社会及管治（ESG）都会 成就零碳绿色经济〉，邓希炜，林康圣，《信报》，2022年5月11日

邓希伟教授
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林康圣先生
大经学院导师香港经济政策研究所、经济及商业研究所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在5月16日修订租订场地措施，目的是打击康体设施的「炒场」活动。主要改动是透过网上订场系统进行实名登记，已订场地不得转让，订场者必须亲身签到取场；同时让透过「康体通」网上预订服务的市民优先订场。电脑系统仍采用先到先得的租订形式。不难想像，大部分场地在网上预订阶段已经一扫而空。

新措施虽然有效地打击「真人排队党」，但「网上排队党」却应运而生，不少场地流入二手市场（「炒场」活动），据报其中价格比实行新措施之前更高。炒价上升的主因相信是进一步收紧的实名制措施，迫使炒场者必须亲身到场签到，而加重有关营运成本。

治标还须治本

无奈当局似乎依然着力于优化订场系统。 6月15日，时任署理民政事务局局长以书面回覆立法会议员质询时指出，康文署正开发一套全新智能康体服务预订资讯系统，以取代现有「康体通」电脑预订系统，未来两年将分阶段投入运作。新系统将引进新一代的「抗机械人程式方案」，包括过滤机械人程式软件，如发现不寻常的预订情况，可即时分析及拦截。新系统亦会在先到先得的原则下，按个别设施和租订时段的需要，利用抽签方式分配康体设施。使用新租订系统，须实名登记及完成身份认证。

笔者认为，单靠改善订场系统打击「炒场」活动，不但徒劳无功，甚至适得其反。事实上，「炒场」纯属供求失衡的一种现象。要是场地供不应求，「炒场」活动就会出现，关键系于场地的供求情况。

要解决供求失衡问题，当局应从价格和供应入手。求过于供，价格自然有上调压力。若硬靠行政手段压抑价格，供求失衡持续，自然产生二手市场。翻查纪录，上一次康文署调整康体设施及服务的收费是2013年。当年作出修订，目的是划一市区及新界同类市政设施及服务收费水平，决定以较低者为准，结果是下调收费（2000年之前，康乐体育和文化艺术有关设施分别由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管理，新界设施通常收费较高）。以市区有空气调节的羽毛球场繁忙时段为例，今天租金依然是2008年的水平，每小时59元。 2008至2021年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长了约28%，人口增长了约8%，平均收入和人口增加带动了对康体设施的需求。同期，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了约40%，以此可计算出2021年的59元相当于2008年的41元，亦即场地的实质租金于同期下降了接近30%。

解难有策可依

实质价格下降进一步刺激了需求。虽然2008至2021年有15间体育馆落成，以十多年来「炒场」活动一直变本加厉的情况来看，供应量的增加明显落后于需求。笔者建议，场地租金应该定期调整，最简单而能获大众接受的莫过于每年或每两年按通胀率调整。不过，要达至供求均衡，恐怕要大幅调整场租才行，这难免有违特区政府近年鼓励体育运动，创建健康城市的理念，因此并不可行。

当局应该积极研究增加供应量的方法。觅地和规划兴建体育馆既需时，也要资源，在土地稀缺，新冠肺炎之后公共财政日趋紧绌的情况下，并非上策。话说回来，在不建造体育馆的情况下增加体育设施，其实并非无计可施，方案之一就是利用中小学闲置的运动场地设施。 2016年，立法会议员马逢国委托浸会大学刘永松教授进行「鼓励中小学借出闲置体育场地政策之研究调查」，更随2017年《施政报告》发表后，推行了「开放学校设施推动体育发展计划」。

学校开放设施给公众使用，可谓责无旁贷。除了极少量私立学校以外，本地大部分校舍都由政府兴建，交予办学团体营运，日常营运资金也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在教育局的《资助学校资助则例》中，就有一项「使用校舍作公众及教育用途」：

除非不切实可行，否则在有需要时，学校应把校舍及设施提供给政府及政府核准的任何其他机构，以进行公开考试、暂时开办其他学校，或举办教育、社区或其他活动。

由此可见，校方开放学校设施给公众使用无疑是合情合理。

试想在体育设施使用的高峰期（包括假日和暑假），相当于400所中小学参与开放校内礼堂作羽毛球场用途，以一个礼堂能提供两个羽毛球场计，顿时可增加800个羽毛球场；以一个体育馆的主场一般有8个羽毛球场计，亦即增加了100个体育馆主场（目前全港体育馆总数约为110个）。体育设施的供应短缺问题可即时缓解，「炒场」活动自然消失。

「开放学校设施推动体育发展计划」推行至今，虽经反覆优化，开放学校设施的经济诱因亦已加强，但大部分学校依然反应冷淡。 2020至2021年度，参与学校只有60所，且开放时数甚少，对于解决体育设施供求失衡，无异杯水车薪。

有赖政府统筹

学校的取态不难理解。校长和老师们都为教学、课外活动和各种校务疲于奔命，在学校财政未见紧绌的情况下，自然不愿意为微薄的经济诱因多费力气。笔者几年前在本栏的文章【注1】曾论述学校开放设施面对的隐藏成本，并建议让校方与单一团体签订一份借用设施的长期合约。有关订场安排、收费设定，以至场地管理，最好由康民署包办。

不过，恐怕在完全自愿参与的大前提之下，参与的学校大概不多。因此笔者建议，当局不妨统一规定学校开放设施的下限，譬如每年至少要开放礼堂140小时（相当于14天，每天10小时），以供市民大众进行康体活动，既一尽其应有的义务，亦容许部分学校因应成本和经济诱因的考量，自行选择是否延长开放有关设施。

为便于校方专注于教学工作，开放场地的维修保养、保安、管理等问题，则可由相关的政府部门加以协助。为此，当局可考虑成立一个跨部门专责小组负责统筹，务求缩短部门之间协调上的延误，如此则有望尽快纾缓体育设施供不应求的困局。作为第一步，不妨考虑由暑假（需求高峰及校园设施闲置期）开始，日后视乎进度再扩展至其他时段。

【注1】：〈开放校舍　共享体育设施〉，王家富，《信报》，2018年1月3日

王家富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首席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七月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男子组合MIRROR的演唱会即将开始，全城早已掀起抢票潮，粉丝却苦于一票难求。即使另加两场特别场，采用实名制售票，依然无法阻止黄牛党疯狂炒票。公开发售的门票瞬间售罄，有本地传媒报道，二手市场上的黄牛票竟被炒到40多万元，粉丝们自然叫苦连天。

事实上黄牛党炒票不仅仅发生在演唱会，因应新冠疫情回稳，康文署上月重开康体设施时，也出现了「炒场」的情况。针对炒卖行为，该署职员通过抽查方式，以核实租用者为场地使用人。

物以罕为贵

一票难求，说明供不应求。经济学里，供应和需求就如同跷跷板的两边，而调节平衡的就是价格。比如奢侈品牌的限量手袋，当想买的人多于店内的货量，手袋就会涨价，直到价格高到人们望「袋」兴叹的时候，需求和供应就平衡了。

虽然价格的调节功能强，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演唱会门票就属特殊商品之列。与奢侈手袋不同，演唱会是一种体验，其价值是由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的观众共同决定的。如果只听音色，Apple Music也许更胜一筹；如果只为看明星，电视荧幕无疑清楚得多。演唱会的真正魅力，来自台上台下彼此互动，每场的高潮部分往往是全场大合唱。所以无论是歌星或观众，都不希望看到场面冷冷清清。如果任由市场价格飙升，纵使供求平衡了，却变成曲高和寡，拒粉丝于千里之外。

更重要的是，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是因为有众多粉丝的喜爱。这种死心塌地的支持给歌星带来演唱会收入之余，还包括广告代言、音乐销售、商场活动等进账。如果演唱会的高票价伤了粉丝的心，粉丝也会弃之而去，歌星也将光环不再。要是歌手和主办单位为了短期的演唱会收益，牺牲了长期的财源，岂不是检了芝麻丢了西瓜，因小失大？

加场不加价的成功特例

因此，虽然价格可以有效率地平衡供需，但不能简单直接地套在演唱会的门票销售上。黄牛市场的炒票现象，不仅浪费了粉丝熬夜轮候的时间，对消费者不利，也损害了歌星和主办单位的长期利益，酿成「三输」局面。事实上，苦于黄牛炒风的不单是香港的粉丝，放眼全球，只要有巨星演出，就不免有黄牛炒票。

如何解决这个「国际性」问题呢？解铃还须系铃人。要使失衡的跷跷板恢复平衡，可走的路无非两条。一、增加供应，比如MIRROR增加演唱会的场次。而采用这个办法的表表者，就是美国乡谣歌手Garth Brook。他在2014至2017年的巡回演唱会（覆盖79个城市，一共390场演出），门票因定价低至70美元而供不应求；为了保证粉丝买到票，只要售出总票数80%，就会立刻多加场次。

粉丝身份如何辨真假

他曾说：「我害怕没有观众，也害怕全场爆满。」上述为顺应需求而增加供应的做法，被戏称为「Garth模式」，他本人也借此创下美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单人演唱会纪录 【注1】。当然，不是每个歌手都有精力和时间效法，因为除了表演，还有创作、宣传、广告代言、公益等众多活动，实在难以面面俱到。

既然跷跷板里供应一方难以解决问题，那么另一边的需求方又如何？如何保证粉丝的需求得到满足，其实是一个怎样识别谁是粉丝谁是黄牛的问题。两者之间，一个追星，一个逐利，不仅买票的目的不同，平日的行为也大相迳庭。

粉丝会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关注歌星，购买专辑和有关商品，在各种网站上追踪偶像的动态；黄牛则很少有这样的行为。若能以此判断购票人是否真粉丝，就可以有效防止门票落入黄牛手中，而这恰恰是美国最大演唱会门票销售平台Ticketmaster所采用的粉丝查证（Verified Fan）系统。

2017年，Ticketmaster为了打击二手门票市场，开发并采用这个系统。消费者在选定演唱会之后，需要注册个人资料，以便系统通过一定的演算法，来判断购票者有多大可能是真正粉丝。一旦被认定是粉丝，买到票的机率就会大大增加。虽然Ticketmaster并没有披露粉丝查证系统的具体演算法，但就宣称95%经此系统售出的门票，没有流出二手市场 【注2】。

许多欧美歌手都纷纷采用这个系统，包括Taylor Swift、Ed Sheeran等等。在粉丝查证系统启用之前，Taylor Swift 2015年举行世界巡演，售出门票中有30%出现在二手市场；至2018年，她的世界巡演运用了这个系统，最终只有5%的门票流出二手市场。虽然Ticketmaster的这套演算法并非完美，也不能保证每个粉丝都能买到票，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黄牛党炒票。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除此之外，演唱会主办单位经常采用其他方法来打击黄牛党。比如Jay Z和Taylor Swift都借用航空公司以浮动定价卖机票的方式，根据购票者的买票时间，愈接近演唱会的举行时间，票价就愈低 【注3】。这种浮动定价的策略让提早用机器抢票的黄牛党无利可图，大大提升歌手和主办单位的收益。

在疫情期间不断发展的线上直播音乐会，也给歌手提供了一个增加演出的途径。虽然这类音乐会不可媲美现场打成一片的互动，但可以在不过度增加艺人时间和工作量的情况下，扩充供应，缓解众多粉丝一票难求的烦恼。

再者，正因为线上音乐会不能完全取代实体音乐会，这种增加的供应不会过多地降低粉丝对实体演唱会的需求。

对于备受热捧的歌星和忠实粉丝来说，不失为一种双赢的权宜之计。随着虚拟实境技术日新月异，线上音乐会也会让屏幕另一边的粉丝感受到更多的真实和互动。

解决一票难求的棘手问题，既有赖平衡供求的跷跷板原理，又系于科学的创新和技术的进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MIRROR粉丝们离偶像的距离可逐渐拉近。一票虽难求，拥戴价更高。

【注1】：Alan B. Krueger, Rockonomics: What the Music Industry Can Teach Us About Economics (and Our Future) (London: John Murray Press, 2019), Chapter 6.

【注2】：https://www.theverge.com/ 2018/2/7/16923616/

【注3】：https://access.intix.org/Full-Article/the-highest-grossing-us-tour-of-all-time-used-slow-ticketing

范亭亭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高级讲师（市场学）

周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今年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巴科（Lawrence Bacow）提到由于受疫情和供应链影响，校内折椅短缺，要不是员工足智多谋，可能一半毕业生得坐在地上。巴科以椅子作为比喻，目的是向毕业生提出希望和挑战。

椅子代表职位、荣誉等有价值但稀缺的事物。哈佛的毕业生往往不愁没有椅子，别人甚至会给他们让座，或令他们误以为坐上椅子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向这群毕业生提出挑战：在将来的日子里也给别人留一张椅子；利用自身所受的良好教育，为其他人创造机会。

机会供求的机制

经济学强调市场，讲究用价格机制调节需求和供给。用经济学的逻辑，坐在地上的学生可以出高价来买坐上椅子的权利；如果最后仍然坐在地上，非因椅子不够，只因不愿意付这个价钱。当然，用价格机制来调节毕业礼椅子的分配并不合适。市场能否作为调节供需的手段，部分取决于社会价值观，部分取决于市场效率。当交易资讯不清楚透明，又或基于各式各样的交易成本，就会降低市场效率，难免出现椅子供不应求的情况。

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就业机会可谓极其重要的一张椅子，是否找到工作，有时得看运气。以双簧管演奏家为例，由于乐团职位有限，求职从来不易；但在2005年，当不少资深双簧管演奏家退休，把位置腾了出来，无疑是从天而降的礼物，部分年轻双簧管演奏家甚至获得多家乐团的工作邀约。

观乎今年在中国内地的毕业生，运气恐怕就没那么好。受新冠疫情和相关政策的影响，就业机会相信比往年大为逊色，以致不少应届毕业生一职难求，失业率上升；更重要的是，他们职业生涯中的整体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内卷以至躺平的隐忧

经济学家发现，如果学生毕业时遇上经济萧条，即使找到了工作，职业选择也往往不尽人意。基于加拿大的数据，这些学生和毕业逢时的学生相比，不但起薪较低，就算10年之后，其工资还是低5个百分点。至于美国的数据则显示，经济萧条年份毕业生的工资在15年之后依然偏低。史丹福大学经济学家Paul Oyer发现，该校在经济不景时期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更难在华尔街找到工作，其职业生涯总收入因而减少大概150万至500万美元。

职场音乐椅的代价

另一个决定毕业生整个职业发展的因素，在于任职机构所提供的机会。年轻毕业生能否有良好的事业发展，很大程度上视乎晋升空间，如果机构不断壮大和创造崭新机会，员工亦可同步成长，就能实现双赢。即使机构不再发展，但若有足够多的员工退休，腾出足够职位，年轻毕业生也可以逐步晋升，职业生涯可望稳定发展。否则，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年轻员工可能被迫彼此厮杀，拼命内卷，争取有限的晋升机会。当他们发现这样的内卷得不偿失，躺平就成了一部分人的选择。

虽然大众媒体对内卷和躺平的讨论多如牛毛，有关方面的经济学研究却相对匮乏，背后原因不一而足，但其中一个就是经济学对于「椅子」（晋升机会）这个概念不甚重视。事实上，传统经济学认为，一个机构内晋升空间的多少，对于年轻人的职业生涯无甚影响。这虽然听起来违反常识，但经济学的逻辑是，如果一个机构的晋升机会少，员工可以另谋高就。在劳动力市场上，基于各机构之间对人才的竞争，毕业生不管在哪里，都会有差不多的薪酬和职业发展──金子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光。

这个经济学逻辑是否正确？事实上，出问题的往往不是逻辑，而是逻辑的基础，也就是其中的假设：劳动力市场相对有效，员工转职成本不高。然而这个假设是否适用，要视乎机构性质。比如说，在家族企业内部，家族成员转职到其他企业的成本恐怕不会小。至于对整个劳动力市场而言，这个假设是否合适，机构内部的晋升机会对员工有没有影响？这就需要由数据来说话。

可惜数据并不容易找，因为有关企业内部「椅子」多少对员工影响的研究中，存在「内生性」问题，亦即鸡生蛋或蛋生鸡的问题。具体来说，问题的源头是因为椅子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可由机构控制。当研究者发现在椅子少的机构里，年轻员工晋升得慢，也许结论并非是椅子影响晋升，而是因为员工不特别在乎晋升，所以机构不需要多提供椅子。

在笔者和合作者最近期获《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接纳的论文中，就有幸找到了合适的数据，利用意大利社会保障研究所（Italian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提供所有意大利私营企业的资料，研究了机构内部晋升机会对员工职业生涯的影响。 2011年，当时刚组阁的意大利政府对退休金制度进行了闪电式改革（Fornero Reform），不少原本即将退休的员工一下子不得不延迟退休，导致空出来的职位较预期为少。换句话说，在不受机构控制的情况下，椅子一下子变少了。

我们的研究发现，当退休年龄延长时，其他员工的收入的确会受到影响。以一间30人的小型企业为例，如果一名员工因为退休金改革要多工作两年，其他员工每人每年的工资收入增长会降低2.7个百分点。在改革后的4年间，员工的总收入减少约800欧罗。这个数字也许不算很大，但若公司雇主本身增长缓慢，则员工所受影响会更大一些，4年间的总收入将减少约2000欧罗。至于55岁以上接近退休但没有直接被改革影响的员工，对他们的影响其实更大，4年间的总收入将减少约3600欧罗。此外，如果延迟退休的是管理人员，则其他员工的晋升概率每年下降约10个百分点。

为新血的前途铺路

我们的研究聚焦于延迟退休对员工职业生涯的影响；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当晋升机会变少，机构的内部结构和表现会不会产生变化？从所得意大利的数据中，有关企业内部和企业表现的数据部分可惜不够详尽。但笔者和合作者2018年发表于《劳动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的理论研究，就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晋升机会不够之际，年轻基层人员士气低下，为了加以激励，公司一方面不得不提升年轻基层人员的工资；另一方面亦会刻意创造机会，晋升过多的员工。这些升职机会并不是因为企业生产效率的需要，而只是创造椅子，让年轻员工看到希望。但结果是，机构头重脚轻，效率低下。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发现，有些情况下，最佳的人才管理制度是限定退休年龄。这样可以保证有足够多的椅子腾出来，以激励和吸引优秀的年轻员工，现实中也有很多例子足以证明这一点。不少以人才为关键才能（core competency）的公司，要求合伙人在60出头就退休，即使他们还年富力强。不少大学也对教授的退休年龄有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著名的布尔巴基数学学派（Bourbaki School of Mathematics），规定成员不能超过50岁。

人才管理制度对于增长放缓的机构尤其重要。在创业初期，到处都是机会，业务在增长，员工也不愁找不到好椅子。可当增长速度一旦慢下来，尤其是长期高速增长的机构，往往发现位高权重而又能力出众的决策者还很年轻，远远未到退休年龄。这时候，怎样找到好的机制来公平有效地分配稀缺的晋升机会，怎样吸引并激励优秀的员工，对机构能否持续良好稳定运作就非常重要了。

一种方法是靠机构文化，就像哈佛校长所说的，资深员工可以主动把椅子腾出来；另一种方法是靠制度，用制度的方式把椅子腾出来。战略学者重视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y）这个概念，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够长盛不衰。在笔者看来，其中的关键点就是椅子的分配制度和文化，它们才是机构长盛不衰的核心。

李晋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开宗明义，这个俗得近乎粗鄙又雅得有点诗意的标题，不完全是笔者原创。《狗屁工作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是在2018年出版便迅速窜红的社会科学书，内容痛斥当下欧美社会衍生出无数可有可无却又报酬丰厚的狗屁工。作者是已故美国人类学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字里行间怒气冲天，不惜用上打手（goon）及帮闲（flunky）这些带有羞辱性的词汇。

至于华丽浪费（splendid waste）则出自亨利詹姆士手笔，这位名作家写道：「人生在世……所作所为，无非华丽浪费」（life… is capable… of nothing but splendid waste）；笔者以此借喻人才浪费现象，比如文学博士毕业生在快餐店当服务生，科研人员跑到物流公司当仓务员。一方面是狗屁工充斥职场，一方面则是大材小用，这虽谈不上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却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困窘之处，不仅欧美特有，也是中国经济和香港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

反工作为何成潮流？

格雷伯这本畅销书中，大的论调并无新意，沿用的还是新旧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强调资本和雇主对劳工的剥削以及人被工作所奴役造成的异化；但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把炮火对准一个被骂为「没有理想、不问价值、无助社会」却又高薪优越的社会阶层，认为这些人不仅是辛勤工作的普罗大众的敌人，亦是经济效率低下的罪魁祸首。按照作者的定义，企业高管、金融精英、政府官员，甚至大学教授等，大都得打进「狗屁工」的行列。这就难免引起争论，反击格雷伯者毫不客气，认为「狗屁工作」的论调无非是夸大其词的叫嚣。

《狗屁工作理论》的批判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背后有着深层原因，最直接的就是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特别是工薪阶层的相对贫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迎来黄金30年的经济增长，劳工生产力与薪酬的增长大致上吻合。但自1980年开始，劳工薪酬逐渐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彼此差距愈来愈大；到2000年以后，尽管生产力持续增长，劳工薪酬反而完全停滞不前，整体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愈来愈低。与此同时，资本家、企业高管、金融法律等专业精英的收入却连番上涨。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社会运动，欧洲各国也涌现种种要求「均贫富」的声音；中国的民众相对温和，但也不时闹出大厂员工抵制「996」工作制、平凡人家选择「躺平」的风潮。

结构失调导致人才泡沫

2019冠状病毒病肆虐期间，美国政府采用大水漫灌的财政政策来解决需求危机，企业则纷纷推行远端工作模式，不料却引发「反工作」（Antiwork）浪潮。究其原因，一是不用上班也有钱拿；二是疫情下的多艰人生令人反思工作的意义；三是远端工作提供了上班模式的多样性。自从疫灾爆发，美国出现了「大辞职潮」（The Great Resignation），以致企业人手招聘不足，经济恢复乏力。直到去年下半年，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渐受管控，美国劳工荒才得以稍微缓和，但新的劳资关系却又应运而生。最近，许多大公司的工人纷纷以反剥削的名义组织工会，向企业要求加薪和增添福利。这将对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前景产生深远的影响。

尽管人工飞涨，美国企业在招聘人才方面还是困难，在中国则呈现相反现象：工人不断降薪，还是难以找到工作。根据国家教育部2021年年底发布的资料，预计今年内地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再创历史纪录，高达1076万。而继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备受规范之后，整个互联网行业也迎来寒冬，美团、小红书、斗鱼、B站等知名网上大平台近期纷纷紧缩，动辄裁员两三成，其他不少行业也凋敝不兴。这样的就业情况下，谁还有叫骂狗屁工作的底气？怪不得出现高学历人才屈尊低就的华丽浪费。去年，北大、清华博士毕业生争抢中学教师职位的新闻，激发关于人才配置扭曲的热烈讨论；今年，内地频频出现名校博士硕士毕业生排队应聘基层政府职位，高才低就已变成习以为常，不再是新闻了。

内地人才与职位匹配错位，由诸多因素造成，其中最直接者无疑是绵绵不绝的疫情，加上政府严厉的管控措施，造成经济紧缩，对人才需求剧降。随着疫情减缓，近期各个地方政府的经济优惠措施纷纷出台，相信可在短期内缓和矛盾，然而导致人才就业失调的长期因素不容忽视。从供给角度，内地的高等教育界规模庞大，最顶尖部分在过去20年突飞猛进，可惜不少地区性大学还是相当落后，培养出来的所谓高端人才难以从事高端工作，只能低配去争抢普通的工作。从需求来看，疫情和地缘政治造成一些外国企业撤离中国，加上民营经济受到一定挤压，导致市场对人才多样性的需求不足。

一个劳动力市场出现严重错配，人才泡沫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创造财富的机会不均。在这个意义上，外国资本、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单纯是生产效率的问题，而是为市民提供更多创业致富机遇的问题。在一个机会严重不均的社会，难免会造成在经济好的时候，工作就成狗屁，经济差之际，工作就成华丽浪费。

建设一座提供优质工作的城市

聚焦香港，薪酬优厚的职位集中在以金融业为主的高端服务业。在贫富悬殊变本加厉的困局下，这个行业免不了被诟病为对实体经济有害无益的寄生虫、满口谎言的老千，甚至有从业者也自嘲在打狗屁工。只是疫情之下，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市民自然没底气痛骂狗屁工作。另一方面，香港人素来务实，人才流动性很强，劳动力市场自我调节大致得当，还不至于出现华丽浪费。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特区经济面对两大转型，一是所谓「脱虚入实」，加大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比重；二是融入大湾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直接面向内地市场。由于大转型仍处于说得多、做得少的阶段，所以普罗大众并未觉得有什么震荡，一旦转型进入实质性阶段，劳动力市场势将大洗牌。本地现有人才结构不足以支撑崭新的经济结构，人才职位错配在所难免，造成华丽浪费也就不足为奇。

依笔者管见，香港要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减少阵痛，成功升级换代，应当立足于建设一座提供优差的城市。所谓优差，除了待遇可观之外，还要让人能够安心相待，满怀希望。只要能够创造出一大批这样的工作，目前不少经济难题和社会困境自会迎刃而解。如何建设这样的香港？这是笔者近期的一个研究课题，欢迎有兴趣、有洞见的读者加入共同讨论。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环球金融中心，近年备受各种因素影响，有黯然失色之虞。在庆祝回归25周年之际，新一届特区政府即将开启新篇，一大挑战是如何保持和发扬香港的国际化优势。

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全面提升竞争实力」作为四大施政纲领之一，列举多项相关措施提升香港国际化优势，可见对此高度重视。这一课题进程之艰巨、意义之重大，确是决定香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必须认真思考和应对。

保持国际化对本港内地愈发重要

当前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香港作为联系中外的国际都会，其独特作用和意义不会减弱，只会日渐加强。

中美竞争力比并和博弈现已成为世界政经主线，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更催化了其中的分化和重构。上月中，美国总统拜登动作频频，先是召集东盟10国到华府开会，随后出访南韩日本，期间启动印太经济框架。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指明中国为该国的最大对手，「中国是全球唯一国家，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并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方面日益增强实力，而足以实现此一意图」；讲词亦系统阐述了对华竞争战略。

面对波诡云谲的政经局势，中国经济的外循环和高水准的对外开放，都需要香港产生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国际化深植于香港基因之中，从历史维度看，这座城市一直是联通中外的重要桥梁，在很多特殊时期发挥了独特的效果。无论是在冷战期间中外隔绝时期，还是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年代，香港都顺应时势，成为中外资金、贸易及人员往来的通道，服务了国家也成就了自己，作出贡献之余，亦从中受惠。

在新时代保持国际化特色，做好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对于特区而言，既是历史性机遇，也是历史性使命。若能贯彻「一国两制」的稳健基础，成功发挥联通中外的桥梁作用，香港的前景就会光明宽阔。

香港的国际地位在于作为接通国家的桥梁，不管金融商业抑或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和内地的联接愈紧密和通畅，其对国际的价值和吸引力就愈大。

保持国际化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基于各种原因，香港回归后在有些方面和内地的联系并没有变得更紧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内地直接联系海外的效率大大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自然相对下降。我的同事陶志刚教授等学者的研究显示，由于对于内地需求的了解和掌握不足，过去20年本港在协助内地企业进口中，所占份额持续缩减，错过了借力内地进口蓬勃增长的良机。

因此，积极融入祖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深入理解不同层次的需求，不断加强各种联系和合作，香港才能为世界各地联通中国发挥更大功能，为其国际化增加价值。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香港对于国家的特殊意义，在于其接连全球的独特优势。香港保持国际化特色，成为中国经济外循环的一个关键枢纽，以及高水准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平台及视窗，足以对国家的发展贡献所长，相信这个定位更将日形重要。香港自身的发展，理应围绕这个定位，在以国际化优势服务国家发展的大前提下，加强自身优势，开拓崭新领域，打造独特的竞争力。

保持国际化须靠坚持完善「两制」

在守牢「一国」底线的基础上，香港保持国际化的关键，在于坚持完善「两制」。香港国际化之所以能够独秀于亚洲，除了历史沿革以及背靠祖国的地利外，仗赖的就是「两制」的核心、法治和自由市场。

法治予人安全的保证，自由市场则提供平等机会；两者造就了本港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繁荣，使香港得以成为亚洲国际都会，吸引各地人士定居发展，形成了国际多元的文化底色。接轨国际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加上机遇处处，让香港这颗东方明珠能够长期闪耀于世界。

由于全球局势变幻莫测，风险和不确定性骤然大增，人们纷纷寻找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比如在第五波疫情下，居港的一些外籍人士迁往新加坡等地的意向提高，很大程度上是避险心理使然。香港制度基础保持稳健，为市民提供稳定的预期和基本的保障，在动荡的岁月尤其重要。

在国际化领域更上层楼

一个地方如果法治不彰、政策多变，充满各种不确定性，自会给人极大的不安全感，最终影响资本和人才的去留。因此，只有坚持完善法治和自由市场，香港才能巩固国际化的既有优势，在新时代提升国际竞争力。

保持国际化的原有优势之余，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积极面对寰宇政经形势的变化，加强国际推广和宣传，主动拓展合作和联系，锐意增强国际竞争力。至于着力重点，笔者谨提出以下建议。

一、 扩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争成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和中东国家的主要国际融资平台。香港成熟高效的市场、国际化的优势、地缘和经济往来的基础，都是拓展这些市场的有利条件。打进这些新市场将大大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二、 在打造国际创科中心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过程中，开创国际化的新内涵，增加国际化的新内容。无论是创科还是文化领域，香港需要积极联接中国内地和国际的资源，走出去，然后引进来，逐渐形成聚集效应，建成具备吸附力的开放中心。最近，香港大学支持其经管学院在创业之国以色列成立了「港大特拉维夫创新中心」，目标就是联接香港、以色列、大湾区的创新创业资源，以期形成中外互通的创新创业生态。

三、 广开门户，凝聚国际优秀人才。纽约、伦敦之所以是举世公认的国际大都会，在于能够吸引全球杰出人才前往工作和生活。香港作为国际化城市的资源优势有目共睹，虽也有各种优才计划，但特区政府吸纳人才的总体思路仍不够清晰，部分奖励措施也不够精细。

举例来说，香港纵有高品质的国际化大学，但在吸引亚洲区内的优秀年轻人留学方面却乏善可陈：不仅不如美国、英国，也显着落后于新加坡、澳洲等。特区政府对大学招收非本地学生的限额乃属作茧自缚，理应尽快让大学自主决定，因为非本地生绝大部分是自费，不仅并无造成公共财政负担，反而可为本港增加资源，带来各种经济好处。

此外，香港应该积极走出去，致力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界合作。最近，在大学的支持下，港大经管学院在胡志明市成立了「港大越南中心」，一方面希望和越南商界建立紧密的联系，为其培养国际化管理人才；另一方面透过和越南学界合作，助其提升教学和研究。通过融入越南社会，可望提升香港大学的声誉，吸引当地优秀青年赴港升学。

为吸引国际上最优秀的学生前来留学，特区政府应结合社会力量，考虑设置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之类的奖励项目，提供优厚的留学条件。再者，放宽工作签证对于吸引国际优才也至关重要。

总括而言，若能以积极开放的方式，增强香港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让特区成为国际人才求学和创业的上选之地，同时亦为本地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以确保香港在全球人才竞争中不落人后，东方之珠就自会愈发璀璨。

蔡洪滨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院长兼经济学讲座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金融管理局2017年9月就针对金融业数码化，以「智慧银行新纪元」为题，推出多项倡议；随后于2021年6月公布「金融科技2025」策略，迎向银行业要以科技为基础的未来，旨在促进银行采用科技、增强数据基础设施、支持不断发展的数码生态系统。继2017年清晰表达把虚拟银行引进本港之后，该局翌年即发出《虚拟银行的认可》指引修订本；虚拟银行须遵守适用于传统银行的同一套监管规定，在合乎其运作性质及所承担的银行业风险情况下，维持最少3亿元缴足款股本。

香港的虚拟银行计划别具特色，包括：一、规定银行不设实体分支机构，所有服务以互联网或其他形式的电子传送途径提供。二、促进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三、容纳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参与所有权结构。四、维持风险和技术中立的监管框架。

2020年，8家虚拟银行在港全面营运【表】，令特区正式步入金融科技的新时代。截至同年12月，其存款总额约为158亿元，占银行业存款总额的0.11%。虚拟银行存款额中，以众安银行和Mox Bank占比最大，分别为38%和33%。基于开业初期须投巨资于办公设备、员工成本、资讯技术等，并以较高的存款利率招徕客户，从【表】可见，虚拟银行纷纷出现税前亏损，但随着客户数量和存款总额增加，假以时日，可望达致收支平衡，甚至盈利。

资料来源：Hong Kong Banking Report 2021，毕马威

势头冒现 由西至东

虚拟银行热潮始于欧洲和美国，至今席卷中国、日本、新加坡、南韩等亚洲地区。目前，中国内地有19家非国有银行，其中一些没有实体分行，因此被归类为虚拟银行；2020年，其总资产为1.2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共占高达52%的市场份额。

至于日本，虚拟银行主要包括在2000年代初成立的PayPay。新一代的虚拟银行却并无完整的银行执照，只能提供单一金融服务，例如借记卡、信用卡、汇款等，透过替代数据开发自身（或采用第三方）的创新银行系统和信贷模式，主要开发类似社交媒体或游戏的应用程式，有别于2000年代所采用的传统银行核心银行系统和信贷模式。

时至今日，在某些地区，女性和年轻人仍是传统银行忽略的客户群体，尤具金融包容性的虚拟银行则可补此不足。Chen等（2022）的研究指出，在设有虚拟银行的地区中，最大的用户群体介乎25至34岁以及35至44岁，其中女性占重要比例。以南韩为例，女性客户比例为49%，而当地虚拟银行Kakao的女性用户占比更达57%。

亚洲第一家数码银行Jibun Bank早于2008年在日本成立。女性客户在该国所有虚拟银行总客户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显示虚拟银行对年轻及女性用户有一定吸引力。

创意服务 破旧立新

虚拟银行借助科技无远弗届的优势，向客户提供全天候数码化服务，一律在线进行。服务对象集中于零售业及中小企业，范围涵盖基本零售银行服务、商业和个人客户的存款和贷款。由于采用数码技术，除可降低作业成本之外，兼具以下竞争力。首先，既可根据平台上客户的大数据调整产品，从而吸引新客户，亦可和其他公司合作，以改善客户介面。举例来说，客户可以使用支付处理平台（如Stripe、Venmo），在线发送和接收款项，以及使用电子钱包（如支付宝、PayMe），通过扫描二维码方式来增值和进行支付。这种在线接触客户的技术，将有助于金融业开拓新市场。

年轻一代热中于探索新技术应用，无疑是虚拟银行的潜在客户群，因而产生不少相关促销活动，以便及早巩固其市场影响力。例如某大虚拟银行的推广计划，可让客户优先订购人气男团MIRROR演唱会门票，就曾哄动一时。由于营运成本较低，虚拟银行或会透过推出五花八门的优惠和高达几厘的优厚存款利率吸客。

科技为本 以长补短

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其企业调查数据库中的16.4万家公司中，约有89%的公司在金融机构拥有支票或储蓄账户，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公司拥有银行贷款或信贷额度。经济学指出，信贷市场经常出现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资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问题，而传统实体银行往往要求贷款人以有形抵押品作为贷款担保。事实上，世界银行企业调查全球数据库的最新证据显示，超过70%的受访公司需要抵押品才能从正规金融系统贷款。

若传统实体银行无法区分借款人的风险水平，则会以提高利率增加风险溢价，从而减低损失。优质借款人因借贷成本过高而却步，便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恶果，市场只余下高风险借款人，导致利率上升和贷款减少，银行营运成本大增。

资讯不对称和高昂的营运成本，亦窒碍传统银行向低利润、高风险客户提供服务。虚拟银行正好掌握此一契机；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创造「资讯资本」，降低交易成本，并减轻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资讯不对称，以及对有形抵押品的依赖。这亦有助于改善风险评估和监控，而小额融资亦可以更为灵活，可根据客户的信贷状况及需求而提供贴身服务。

认清隐患 前途可期

至于虚拟银行控股公司的多样性，参与银行业的公司种类愈多，就愈须在促进创新和包容性之间取得平衡，在维护金融稳定及充分竞争的同时，又要保护客户群权益和市场诚信，以免不法之徒有可乘之机。其次，虚拟银行既采用数据技术，数据分析是人工智能的支柱，但社会偏见却易于嵌入人工智能中，以致破坏金融系统的包容性，何况人工智能算法亦难以百分之百满足「公平」原则。

目前设于香港的虚拟银行与其他现有银行接受相同的监管，须由本地注册银行营运。大股东须为信誉良好，并为受香港或其他地方有关当局监管的银行或金融机构，这有助于维持创新和竞争市场的环境，同时确保最终用户不必承担不当风险。然而，金融管理局在监管中采用以风险为本和技术中立的方法，着眼于促进金融包容性和创新，以提供更佳的客户体验。因此，在实施监管框架时，如何认清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性质及风险至关重要。

展望未来，虚拟银行将会继续利用数码技术优势，开发多元化产品和服务以吸引客户，例如财富管理服务、各类促销计划（如购物折扣），以及为客户提供具竞争力的存款利率，与传统银行竞争。其目标客户群亦将不只局限于年轻一代，进而包括积蓄较多并愈来愈乐于接受虚拟金融服务的长者。

参考文献：

Chen, S., D’Silva, D., Packer F., & Tiwari, S. （2022）, “Virtual Banking and Beyond”, BIS Papers, No. 120, January 2022.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章颖芝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