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病困扰香港特区快将3年，期间世界局势波诡云谲，在内外交困之际，本地社会民生问题不断涌现，经济雪上加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备受挑战。

本年9月，英国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表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re Index），香港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排名降一级，名列第四，新加坡则位居第三。经济学人智库最新研究亦指出，香港商业营运风险排名第四，落后于新加坡、澳洲及纽西兰。

国际评级表象

上述指数涵盖全球119个金融中心，每半年进行一次调查。根据最新一期指数，虽然香港的整体表现较6个月前上升10分，但仍仅以一分之差被新加坡取代第三位置。目前绝大部分的国际金融活动都集中于首两位的纽约和伦敦，两者比香港存有一定的优势，暂时难被超越。如【表1】所示，在排名榜上香港的真正竞争对手是第三至第十位的市场。香港以一分之差落后于第三位的新加坡，以6分领先第十位的巴黎，可见竞争之激烈。

近年上海、北京、深圳等内地城市急起直追，金融中心指数分别位列全球第六、八、九，较10年前大幅攀升。包括香港在内，中国就已经有4个国际金融中心高踞世界十大，比美国还要多一个，中国经济潜力优厚，不言而喻。

排名背后意义

新加坡去年已放宽入境检疫安排，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评分却只比香港高一分，可见特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依然实力雄厚。不过以今年计，新加坡已经夺去至少5个一直在本港举办多年的大型展览，包括JGW珠宝展、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IAAPA）亚洲博览会、亚太区美容展、法国餐酒展等；问题关键系于香港的金融优势是否只因短期防疫措施而失利，抑或从此一去不返。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有关指数作出正面回应，认为香港得分增长比纽约和伦敦都要多，料因防疫限制而拖累评分，又列出多项2021年数据，包括港股市值超过42万亿元，以及共有2500多家上市公司，分别高过新加坡7倍及2.7倍。此外，本港是亚洲区内仅次于内地和南韩的债券枢纽，去年年底，在香港管理的资产达4.5万亿美元；香港亦是亚洲区内仅次于内地的第二大私募基金中心，现时在港私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达1800亿美元，比新加坡高4倍。陈司长续称，数据客观地反映香港存在优势，故此「毋须妄自菲薄，也不用回避不足，只须实事求是、针对性地制定有效对策，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特区政府发言人亦表示：「报告指出相对其他主要金融中心金融从业员对所属城市的展望，香港的从业员对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竞争力最为充满信心。」而本届政府「亦会以破格思维，推出崭新的措施，吸引人才和企业来港，增强香港经济的发展动能和进一步提升香港金融业的竞争力。」

除了金融中心排名，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以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以及声誉作为五大竞争力指标。由于范围涉及教育与发展、可持续性等要素，香港凭其长期优势，可抵消短期抗疫政策的影响。报告亦解释香港和东京排名下跌，主要归咎于入境措施。

2021年9月的指数显示，香港在5项竞争力指标中，均能跻身前7名；在本年3月的调查中，除了金融业发展水平一项下跌至第11位外，在其他4项的表现均属前5名。至于最新在9月发表的报告中，香港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声誉的竞争力指标排名均有下跌，其中声誉更下跌6级，由上次调查的第3位跌至第9位。此项指标主要关乎城市品牌与吸引力、创新程度、文化多样性、与其他金融中心的比较定位。香港的吸引力下跌，不利于争夺人才、投资者和盛事主办权。

国际指标启示

除了5个范畴的竞争力比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亦通过相关行业人士提供的反馈，分析各个金融中心的表现，包括银行业、投资管理、保险业、专业服务、政府和监管部门、金融、金融科技、贸易。 【表2】显示，2020及2021年间，香港在贸易、专业服务、银行业、保险业的表现均属于三甲之列；但2022年则除了贸易之外，香港在这4个行业上的表现都出现下跌趋势。

分类指标表现每况愈下，反映出长期累积的弱点；香港6个行业排名一致向下（【表2】）。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自2019年起引入「金融科技」指标，从其后7期报告可见，香港排名由第七下降至第十名，得分由740减至690分。日走下坡的表现尤其值得反省。

当然，单凭这些短期指数的排名变动，实不足以全面反映香港金融业的实力所在。正如陈茂波司长在上述回应中所言，港股市值与全年总成交额、上市公司数量皆远超新加坡数倍以上，而金融服务行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亦占较大比重；凡此种种，皆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备受肯定的成绩。

填补人才库存

经济学人智库最新研究指出，香港受制度及人口变动影响，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渐减。举例来说，2019至2021年期间的政治动荡及针对疫情实施的入境限制，使香港企业更难招聘海外人才。研究亦提及与新加坡相比，香港在本地安全及政治稳定有所不及。近期金融会计界及金融机构的人才流失率更分别为11%及30%，对本地经济前景同样构成一定威胁。不过，随着中央政府对实践「一国两制」的清晰论述，香港已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正如经济学人智库点出：「主要基于与中国内地的密切联系，香港仍将是一大国际金融中心。」

排名结果是一个警号，揭示出近半年来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印象。可以肯定，特区政府定必在吸引人才政策上细心部署。香港作为大湾区内的重要高等教育中心，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在培训大湾区人才当可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助填补香港流失的人才。

毋庸置疑，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和金融枢纽，拥有不少令先进经济体羡慕不已的基础条件，如低税率、普通法、完善的金融监管系统，加上连贯内地的广深港高速铁路和港珠澳大桥，以至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机场第三跑道等新设施，可谓万事俱备；所欠的东风，在于从速为整体社会疫后复常做好准备，以便在国际竞争舞台中稳占一席。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西区海底隧道（西隧）专营权明年8月届满，政府计划继接收西隧后，在三条过海隧道实施「挤塞征费」。这个方案向立法会提出后，社会上出现一些反对意见。其实，按照挤塞程度分段收费，是各种方案中比较科学可行的一种，也是世界各大城市公共交通政策的共同趋势。

多修道路 无补于事

全球各大城市的交通日益拥挤，除了延长出行时间，还造成空气污染、交通事故加剧等弊病。解决挤塞最自然的思路是多修路，可是实践证明，路多了不一定能减少挤塞，有时只会适得其反。 1968年，德国数学家布雷斯（Dietrich Braess）在运输模型中发现，道路增加以后，交通反倒有可能更为拥挤。道理很简单，人们选择各种交通工具时，主要比较成本和收益。使用私家车的好处是便利，坏处之一是交通拥挤，假如道路增多而车辆数目不变，基于车流减少，私家车出行成本相应降低，将鼓励更多人驾驶私家车，挤塞就可能更严重。

这一现象被称为「布雷斯悖论」（Braess’s Paradox）。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虽出于理论推导，却可在现实中找到不少例证。例如南韩首尔因为清溪川工程而关闭一条高速公路，结果市区附近的车速反倒加快。 1969年，德国斯图加特市投资改进公路网络，但塞车未有改善，直到关闭一段公路以后，车流才见顺畅。 1990年，美国纽约因应世界地球日而暂时关闭第42街，意外发现堵车情况颇有改善。根据交通模型对纽约、波士顿、伦敦的推演，可以预计封闭哪些道路就可以改善交通。香港亦有类似证据：中环绕道的开通并无纾缓红磡海底隧道（红隧）、东区海底隧道（东隧）的塞车。

国际政界、学界现在一般认为，解决大城市交通拥挤的有效办法是挤塞征费，即按照挤塞程度，在一天当中不同时段采取不同收费。新加坡、米兰、伦敦、斯德哥尔摩、纽约都先后推行这个办法。进入伦敦中心8平方英里的区域，每日费用15英镑，这一政策实行一年后，塞车情况下降30%，空气污染减少四分之一。 2007年，斯德哥尔摩对进出市中心13平方英里范围实行挤塞征费后，进出车辆的数量下降20%，塞车情况改善50%。

收费悬殊 其来有自

本港三条过海隧道均采用「建造、营运及移交」专营权的模式，由私人公司出资建造，获准在建成后一段时间内持有专营权，收取较高的隧道费，以保证投资回报。专营权届满，政府接收隧道之际，往往会大幅降低收费。目前红隧和东隧由政府运作，收费较低，私家车分别收费20元和25元；西隧仍由私人公司营运，私家车收费高达75元。

收费结构失衡导致红隧和东隧的挤塞问题严重。根据2021年年底数月的交通调查，繁忙时段过海车辆数目超出三隧总容量的四分之一，红隧和东隧更超过50%，通过两条隧道的时间分别为25分钟及17分钟，为交通畅顺时段的3倍。西隧的情况略好，但繁忙时间的使用量亦已达到其设计容量的极限，交通挤塞情况时有出现。

香港汽车会指挤塞征费是惩罚驾驶者，对他们不公平。政府关注的是整体市民利益，并非某一团体。挤塞波及所有道路使用者，包括乘巴士过海的普罗大众，以及不过海而必须使用邻近过海隧道出入口道路的出行人士。若缩短车龙，无疑有利这两大群体。

公道与否 各有准则

轮候时间过长，对每名驾驶者都是巨大成本，对时间宝贵者更甚。这些人为节省时间，一定乐于每次多花几十元隧道费。事实上，这次建议挤塞征费不过10或20港元，远低于纽约市的23美元。至于那些一毛不拔的人，既然涨一元是得罪，涨20元也是得罪，基于政治策略考量，政府不妨一次性多加一点，红隧在目前20元极低的基础上，即使增加40元亦不为过。归根究柢，现行20元过海收费过于低廉，正是导致挤塞最主要原因。不论是否实行分段收费，早应该提高。这点见识相信政府官员是有的，可是立法会少数人出于小团体私利，一直强烈反对。

有人说问题源自缺乏良好配套措施，例如房屋政策、泊车转乘等。由于香港特定的地理条件，在港岛有大量工作机会，但住屋成本高企，必然会有许多人住在九龙、新界而前往港岛上班，每天上班、归家的两次过海高峰，无论什么样的房屋政策也难以解决。

三隧定价 不宜划一

政府的目标之一是，三条隧道的收费水平调整至相若甚至划一，以避免有人为省钱而绕道，产生无谓浪费。有鉴于现时红隧、东隧的收费大幅低于西隧，将三隧收费水平拉近的思路正确，但不应追求完全一致。道理很简单：红隧最方便，需求最大，若三隧收费划一，红隧可能仍然极其拥挤，而西隧则未尽其用。为有效使用道路，合理办法应是红隧收费高于其他两隧，让车辆分流到西隧、东隧。

这次挤塞征费的方案主要针对私家车。在繁忙时段，私家车占过海车辆五成至六成，但只占过海人数不到两成，反观巴士占过海车辆数量8%，但运载过海乘客接近八成之多。所以私家车在挤塞时段需多付费，而计划降低巴士的收费水平。方案没有提到巴士是否实行分段收费，依笔者看，巴士作为有效的公共交通工具，运载大量乘客，不应该分段收费。

政府还计划降低货车等商用车辆的过海费用，并对的士全日划一收费。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各种不同车辆之间的收费是否应该拉平；第二，某一种车辆在全日之内的收费是否应像私家车那样随挤塞程度而调整。

不同种类车辆对交通挤塞的影响相若；相互之间收费高低主要看在过海交通中各自带来的社会效益以及对价格的敏感性。商用车辆支援各种经济活动，又缺少替代运输工具，目前隧道费普遍较私家车为高，计划将之降低可谓合理。的士有时载客多人，部分乘客（主要是外来旅客）不熟悉公共交通，又携带行李，过海的时段也无弹性，将的士过海费用维持在低于私家车的水平，亦属合理。

然而商用车辆也有一定弹性（例如改在非繁忙时段过海）；大部分的士乘客都是本地人，他们过海的需求也可调整。对这两类车辆，也应该全日按不同时段收费。近些年伦敦市中心的交通量渐次回升，主要原因就是网购快递及优步等网约车兴起。

周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人类社会正处于十九世纪以来的第三次能源转型。第一次能源转型，是指植物能转为燃煤发电；第二次是指以化石燃料取代煤炭；至于目前的第三次转型，是指以可再生的洁净能源，来取代污染性较高的化石能源，使其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能源。

对于中国，这次能源转型（以下我们称之为能源革命），是头等大事。除了防止温室效应，负起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之外，俄乌战争之后西欧出现的能源危机暴露了过度依赖外国能源的危险性。为免受制于人，能源就要自给自足；中国要和平发展，能源革命是必不可少的。

最基本条件已具备

从前中国很难高谈阔论能源革命，由于中国是个「多煤少油少气」的国家，唯一掌握较多的就是煤炭，但煤炭有局限，高污染等各种问题非常严重。然而，中国的情况今非昔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即2016到2020年期间），中国新能源迅速增长，风力发电（风电）及太阳能发电（光电）每年的新增装机，分别达到3044万千瓦和2405万千瓦；两者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4%上升到2020年的9.5%。

新能源至今已发展了近二十年。早期技术还未成熟的时候，仍需巨额的补贴资助。然而，自2020年起，技术趋于成熟，已毋须再依赖补贴，并进入了大规模发展的阶段。

根据《第十四个五年计划》，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最高峰，并致力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由于水电和核能固有的限制，大力发展风电和光电，是必由之路。既然现在两者的成本已经低于火力发电（火电），比起天然气发电（气电）成本就更低，完成能源革命最基本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余下的问题是如何提供足够的经济诱因鼓励企业投资，以及技术上的执行问题。就后者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需求方和供应方，作出相应的考虑。

从需求方的角度而言，电力需求有高峰，有低谷，并不是时刻不变的。针对负荷峰谷的差别，需要调节电力系统来应对。有研究指出，随着中国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占比不断提升，用电负荷的峰谷差率与峰谷差绝对值都在不断增长。以浙江为例，2020年最大峰谷差达33140MW，最大峰谷差率超过50%。随着使用者电气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其中电动车取代传统车是个例子），这情况可能愈趋严重。附【图】显示，电动车充电负荷的日内波动，与原有电网负荷的情况高度重合，进一步扩大负荷峰谷差率。以宁波为例，电动车充电高峰期在9至11点和19至20点，与电网用电高峰期吻合。

在供应方面，与传统煤电不同，风电和光电需要看天时，不是「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中国全年用电情况与新能源发电量均具有周期性。根据2021年的统计，全社会用电量在7至9月及12月处于高峰，在2至4月及11月处于低谷。然而，风电与光伏合计发电量在3至5月及11月处于高峰，在7至9月及12月处于低谷，两者峰谷错位。由于这个错配，系统需要火电机组和储能技术来保障电力供应。当新能源发电低谷月份，需要大量火电机组保障电力供应；而在新能源发电的高峰月份，则需要更多储能设施来维持电网安全稳定。

因此，如何把新能源视作主要能源的同时，确保电力供应的稳定性，是目前最必须解决的问题。由于风电和光电的供应不稳，即使他日成为主要供电来源，传统燃煤发电的辅助地位仍难以完全被取代。

煤电生产仍在亏损边缘

中国在去年第四季出现限电风潮。此前，国家实行「市场煤、计划电」，就是煤价市场化，价格随市场供求而变，但电力价格则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等官方机构监控。由于全球经济渐从新冠疫情中复苏，对中国产品需求大增，导致国际煤价急升，中国的煤价亦然。

发电厂由于发电售价受到规管，不能转嫁成本予用户，甚至出现亏损。举例说，全国最大的煤电厂华能国际不仅录得全年亏损，以每股亏损计算，就超过其过去5年的每股盈利的总和！煤价在去年下半年急升，发电厂为了避免亏损，宁愿「躺平」，所以才会出现家居限电的情况。

其后，为应对电厂的庞大亏损，发改委亦采取了相应措施。即使如此，这些大电厂的煤电生产在今年上半年仍然录得亏损。发改委应该继续努力，使得传统煤电生产商取得合理利润，而不是用爱去生产。

电力系统的愿景

这场新能源革命，不仅是以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能源，还包括电力的更广泛使用，如电动车的普及，逐步淘汰使用汽油的传统汽车一样。日前，在《财经》杂志于北京举办的第二届碳中和高峰论坛上，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时璟丽表示，随着中国「双碳」相关工作的推进，未来电力系统可能会成为能源系统的核心和中枢，走向多网融合。

「从目前可见的技术来看，未来电力网络不仅仅是连接不断提升的电气化的方方面面，还可能跟供热网路、燃料网路实现有效互通，即构成一个以电力为核心的能源网路。」她还说，不只如此，能源网路可能还要通过数位技术与资讯网、交通网等进行融合，这将会催生很多新的技术领域和新业态。

中国不论在人口还是经济总量上，都属于世界大国，其成功进行能源革命，对其自身和全世界均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图1及图2参考自「储能报告系列之一：从调峰、调频角度看我国电化学储能需求空间──电气设备行业深度研究」国海证券报告2022年1月21日（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201241542283345_1.pdf?1643018429000.pdf）

专家：电力系统未来或走向多网融合（https://www.cnfin.com/dz-lb/detail/20220923/3715176_1.html）

赵耀华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迅速升值是当前全球经济的焦点。上星期英国的「迷你财政预算」（mini budget）导致英镑大幅贬值和波动，更增加了市场对主要货币汇率的关注。随着联储局在3月开始加息周期及美元走强，早已有论者提及「反向货币战争」（reverse currency war）的来临。

货币战争的英语一词，主要是指竞争性的货币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特别指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经济体互相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抑制进口，以邻为壑的政策。至2010年，时任巴西财长以currency war来批评当时美国和日本等采取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制造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间接使货币贬值。虽然，以「战争」来形容当时的情况，有些言过其实，但之后这词语便得到较多使用。至于反向货币战争，则是指竞争性的货币升值，如目前美元和其他货币持续相继加息以维持币值的情况。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国家都纷纷放弃了黄金本位。在没有了与黄金挂钩的制约后，便将货币贬值以刺激出口和生产，但同时亦导致其他国家采取贬值货币或提高关税作为反击。由于汇率是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相继贬值只会互相抵消作用。如此你来我往，形成所谓货币战争。这情况当时主要发生在英、美和法国之间。

三十年代竞争性贬值的经验，使随后数十年的政策制定偏向防范竞争对手以货币贬值来损人利己。如国际货币基金的协议条款，说明不能通过操控货币汇率以争取出口优势。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只容许对外收支有根本性失衡的国家将货币贬值，因而限制了货币战争的出现。此外，美国一直都很在意其他经济体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到美国。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就发表一次报告，检视按美国制定的标准，其主要贸易伙伴有没有操控货币，并作有关的警惕或制裁。

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各主要货币倾向升值而非贬值。为了压抑来势汹汹的通胀，以及追回之前对通胀幅度误判的政策缺失，联储局在过去半年已五度加息，幅度共3厘，是历次加息周期中步伐最快的一次，导致全球资金流入美国，带动美元迅速升值。

从贸易角度而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美元升值理应提高美国从外国进口的购买力，因而惠及其众多的贸易伙伴，但事实则不然。原因是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即使不涉及美国进出口的贸易，都多以美元来定价和支付；而美国本身的进口，有95%是以美元定价，因此美元的汇率变化，不直接影响美国消费者付出的美元价格，因而也不怎样影响外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反过来说，其他经济体从美国进口，则因美元升值而需付出更多，造成输入性通胀。此外，国际市场上如能源、原材料等主要商品，均以美元定价买卖，美元升值同时将这些商品的非美元价格推高，引发全球性通胀。

跨经济体统一市场暂难成事

从投资角度而言，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息差，驱使资金从海外流向美国，亦同时乾涸了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美国以外的全球资金萎缩，增加了在遏抑通胀和刺激经济之间取舍的困难。那些因新冠肺炎而要向外举债、又或其他原因有美元外债的经济体债务负担百上加斤。不少央行都相应加息，惟速度和幅度都不若美国。虽然有人形容这个局面为反向货币战争，但美元以外的货币都只是被动地作一些软弱的回应而已。

美元升值带来其他经济的困境，因此有意见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其他经济体的情况，减慢加息幅度。这同时也引发出主要货币的汇率是否需要协调，甚至是否重新引入如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的讨论。

黄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等固定汇率安排，都是汇率协调的机制。但是当汇率与内部经济有矛盾时便要在政策上作取舍，而一般的选择是放弃原有的汇率。西方经济在经济大萧条时放弃黄金本位，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的瓦解，又是另一个例子。若要汇率稳定，经济体之间要犹如一个统一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当前的国际政经环境下，并不存在这些条件。

当然，汇率的协调不等于固定汇率。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可以说是过去五十年最主要的汇率协调案例。当时联储局也是要遏抑通胀而大幅加息，加上列根总统上任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美元从1980至1985年期间升值了44%，造成明显的全球贸易失衡。美国的外贸逆差大增，国会意图通过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法案来限制美国进口，但这会严重影响美国的贸易伙伴。会议由当时五大工业国，即美、英、法、西德和日本的财长出席，结果是其他四个国家同意美元兑其他几种货币贬值，避免了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法案。在随后两年间，美元贬值了约40%。广场协议也是G7财长会议的前身，其后加入了意大利和加拿大，成为全球管治中一个设定。

央行协调汇率的一个近年例子，出现在2013年初。当时安倍晋三刚第二度出任日本首相，推出所谓安倍经济学来振兴迷失了20年的日本经济，包括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与此同时，欧洲刚从希腊债务危机中喘息过来，经济疲弱。日本和欧洲都需要弱化货币来刺激经济。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货币战，G7的财长及央行行长在2013年2月签署一纸简单声明，表示继续由市场决定汇率，各自的货币政策都只针对内部的政策目的。

不过，货币政策同时有对内和对外的效应，日本和欧洲都采用量化宽松甚至负利率政策，虽然名为应付疲弱的国内经济，但在浮动汇率下，同时亦会使货币贬值。是货币战与否，孰见仁见智。

然而，很难想像在当前环境下，主要经济体会坐下来商讨如何协调汇率。

首先是目前主要央行都制定了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这和广场协议时不同。现时欧洲央行、英伦银行和日本银行都是以2%通胀率为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虽然除此之外还会看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其他因素。美国的政策目标则同时包括平均2%通胀率和最高就业。但由于不同经济体出现通胀的情况有别，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市场对通胀的预期等，若某一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要与其他经济体协调，便难以达到本身的政策目标。这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央行容易失去市场的信任，难以掌控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这不利于日后的货币政策，情况有些像联储局在去年错误地认为通胀是暂时性的，但当通胀一发不可收拾时，便需要加码调控、矫枉过正，来重新争取市场的信心。

美元强势短期内不能抑止

其二是上面提到的，货币政策同时影响到内部和外部经济。与其他经济体作汇率协调，可能限制了以货币政策针对内部经济的空间。当全球经济都受到新冠肺炎、俄乌战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的困扰时，较多政府都会以内部经济为主要政策考虑，特别是主要货币都是采用浮动汇率。

美国本年3月至8月的通胀率都在8%之上，远高于目前加息后3%的联邦基金利率。联储局继续加息事在必行。从两周前公布的点阵图来看，公开市场委员会预期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中位数为4.25厘，即在今年余下11月和12月的两次会议中会再加息1.25厘，而预期明年年底中位数则更高至4.75厘。换句话说，联储局加息势头未减，若其他主要央行追不上联储局的加息步伐，美元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

此外，资金流向美元，并非完全基于息差。美元是最主要的避难货币，即使是2008年这么灾难性的金融风暴，而风暴的来源正是美国，在风暴初期的半年左右，美元汇率价仍有相当可观的升幅，到量化宽松政策施行后才慢慢贬值。目前，俄乌战争的延续和深化，甚至有提及核武器的使用、北溪1、2号的受破坏、欧洲民众对生活的日益不满等等，都会促使资金流向美国。美元的强势在短期内难以抑止，相信有能力的央行，会像最近的日本银行般在外汇市场干预；能力稍逊的，可能要举债度日；其他的只能期望市民愿意共渡时艰、过艰苦日子了。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月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近日香港新冠疫情回稳，特区政府于9月26日开始放宽入境检疫安排，把实施一个多月以来的「3+4」门槛下调至「0+3」，亦即抵港人士毋须接受强制检疫，只须进行3天医学监察。显而易见，此举旨在掌控疫情、保障市民健康的大前提之下，尽量扩大香港连接国际的空间，让经济有序地重拾正轨，社会得以脱离困境。

疫情前后对照

疫情袭港几近3年，旅游业作为香港传统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期内严重受创，面对缺乏旅客和商务往来的情况，航空业更是委靡不振。政府统计数据【表1】显示，2018年来港旅客人数高达6500万以上，但在2021年疫情期间下跌至只有9万多，跌幅超过99%！香港可谓与世隔绝。到了今年第二季，旅客人数才渐见回暖迹象【表2】。

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8月初每日平均约有1500人次访港，而在「3＋4」检疫安排实施后的同月下旬，每日则录得约2100人次访港，仅占疫前约1%而已。由本年1月至8月，访港旅客约183600人次，其中约15万人次（超过80%）来自内地，按年升差不多2.5倍。

随着各国陆续放宽防疫限制，过去两年被遏抑的旅游需求逐渐浮现。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总干事Willie Walsh指出，国际旅游今年首季升势强劲；美国、欧洲、拉丁美洲等市场在航空旅游的增长率均接近60%，亚太区却受防疫措施严格限制而「严重滞后」。尽管俄乌战争持续，油价飙升导致机票价格增多10%至15%，但总体航空客运量的增长速度快过预期。总体而言，航空业可望在2023年回复至疫情前水平。

空运蓄势待发

按国泰航空公布的8月份客货运量数据，自8月中起，返港及经香港转机的旅客人数有上升趋势，尤其是从北美、欧洲出发的长途旅客。今年首8个月，载客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33.5%；期内载货量较去年同期则下跌8%。该公司预计今年年底，客运航班运力可达疫情前水平约三分之一，而货运航班运力则可达疫前水平约三分之二。

随着特区政府本周放宽检疫限制，相信旅游业的严冬已过。以航空而言，由于航班运作复杂，要及时为机组及前线人员提供培训等，重建整体运力不能一蹴而就，有关当局必须与业界紧密合作，维持本港的航空枢纽地位。

在《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支持下，香港可透过国际机场及湾区内的交通网络，拓展客源至整个湾区，驱动国际及国内双循环，打造「机场城市」，从而强化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预料本年内将投入服务的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将可大幅提高机场整体的运营能力，并预计在2030年整个跑道系统全面启用后对本地生产总值可贡献达5%。

旅游基建铺排

预期2024年年初前启用的航天城项目「11 Skies」，集「机场经济」和「桥头经济」于一身，是香港机场从纯粹出入境运输枢纽升格为「机场城市」的关键一环。联同附近的港珠澳大桥、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及亚洲国际博览馆，形成香港独特地标群，与杜拜国际机场相似，既通往全球各地，又可经港珠澳大桥直达其他湾区城市。湾区市民亦可乘交通之便，在香港国际机场转机。若特区政府适时简化入境与转机手续，加强对外宣传，以香港国际机场为中心的机场城市，将一跃成为覆盖湾区8600万人口的窗口。

重新擦亮品牌

事实上，疫情无碍本港兴建和提升旅游建设，例如西九文化区的M+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已先后于去年和今年开幕。耗资7.99亿元、修整约一年的第六代山顶缆车亦已于上月启用。鉴于这些大型旅游基建项目相继落成，香港在全球旅游业中具备强大竞争优势，相信疫后将可更上层楼。

近日香港大学袁国勇等4名医学专家发文表示，由2020年初至今新冠病毒不断变异，至目前流行的Omicron，本港新冠病毒粗病死率已经大幅下降，若已注射三针疫苗，则出现重症和死亡机率微乎其微。该文指自去年年底起，确诊者粗病死率为0.59%，但若只聚焦第六波疫情（即由本年6月起计算），粗病死率下降至0.097%。新冠病毒已成风土病，再出现社区爆发的机会很微，应尽早放宽防疫政策。

疫下有十多万专业人士选择离港，其中会计界人才流失尤甚，香港总商会调查亦发现，有38%公司正计划离港，其中14%指不会再回流。过去一年香港的入境检疫措施比不少经济体（包括新加坡）严厉，削弱原有竞争力。例如疫情前，展览业每年为本港带来超过580亿元经济效益，重振展览业将有助各行业复苏，但疫下却先后有多个大型国际展览会被迫取消。

继世界龙舟锦标赛移师泰国以及渣打香港马拉松延至明年初举行，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公司亦决定今年2月才移至新加坡的「海洋光谱号」不会重返香港，此对香港的国际形象难免造成不良影响。为了重新擦亮香港品牌，11月初举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高峰论坛」及「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将被视为香港对外重新开放的重要指标，朝着商业开放、经济复苏的方向再迈出一步，以增加香港和国际间的联系与互动。

毋庸置疑，抗疫政策要基于科学数据，但亦要考虑经济效益及社会需要。经济不振，只会给国家带来负担，有负国家把香港规划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厚望。在整体社会复常路上，特区政府务须审时度势，从速为本港的疫后发展制定策略性蓝图。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金融学助教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近年美国民意两极化，许多社会重大问题如枪械管制、堕胎等难以化解。民众的分歧，本该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国会通过立法来解决，但这一原则常常无法奏效。少数派的拿手绝活是「拉布」，亦即通过长时间发言、讨论，阻止对某项法案投票以至法案的通过。从古罗马到当今各国议会，包括香港特区立法会的不同党派，都使用过这种手段。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则只有参议院可以拉布，这自然成为法案通过的重要关卡。

如果拉布受大多数议员反对，其实也可强制终止，叫做「剪布」。美国参议院有100名议员，根据《议事规则》，剪布的门槛是全数议员的60%（60人）。若要修改《参议院规则》，过程同样可以拉布，而这个剪布的门槛须达三分之二，即须至少67名议员支持。

拉布降低立法的效率，世界各国的政策法律因而常常跟不上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面对如此政治顽疾，到底有何对策？65年前美国政治的一桩旧案，可以给人一些启发。

种族隔离与民权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黑奴解放，但是种族歧视在南方仍然非常严重。虽然最高法院下令学校不得实行种族隔离，但受到南方各州政府和白人民众的强烈抵抗。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阿肯色州州长禁止小石城的9名黑人高中生上学，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派遣第101空降师士兵予以护送。虽然当时全国支持种族隔离的人属少数，但因实行联邦制，强调尊重各州的自主权，联邦政府无法逼迫南方就范。多年前南北之间之所以兵戎相向，也是因为彼此的矛盾无法通过辩论或宪法和平解决。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必须釜底抽薪，给予黑人选举权。在1870年通过的宪法第15条修正案，保证所有公民的投票权不受种族限制，但是南方州份利用种种办法，阻挠黑人投票。除了暴力骚扰、职场刁难，州政府还为选民登记设置了很高的识字门槛和刁难性的考试，又以征收人头税为先决条件。人头税与入息税不同，不论收入高低都必须缴交，对绝大部分本已低收入的黑人来说，无疑百上加斤。所以到了1957年，虽然黑人在南方不少选区占人口多数，但在整个南方的选民登记率只有20%。有鉴于此，总统于1957年向国会提交法案，希望从联邦层面确保少数族裔的选举权。在国会辩论时，这个法案受到南方集团强烈抵制。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虽然南方11个州只有22名参议员，但其影响力却远高于这一比例，几乎所有重要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南方人，并且以拉布为终极武器。南方集团以区区22人之力，在南北战争结束后近一个世纪，成功阻挡历史进程。

詹森的高招

始料不及的是，解开这一死结的偏偏是个南方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詹森（Lyndon B. Johnson）。身为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詹森有意问鼎总统宝座，如果《民权法案》在参议院遭遇拉布，不管结果如何，他在党内和民间的威信都会大受打击，而难望当选总统。詹森的天才，就在于找到折衷方案，通过两个关键的修正案，将法案初稿所赋予的联邦权力削减殆尽，从而成功说服南方集团不进行拉布，法案最终成功通过。

这个1957年的《民权法案》，当时许多人很不满意，但现在看来，它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美国自1875年以来通过的首个《民权法案》，纵使几乎毫无约束力，却打破了近百年的僵局，历史的大潮开始冲击国会里的保守势力。由于詹森在南方集团的重大影响力，被甘乃迪挑选为总统竞选的搭档，1960年成为副总统。1963年甘乃迪遇刺后，詹森顺理成章成为总统，任内推动通过1964、1965、1968年一系列民权法案，在美国史上深具里程碑的意义。

政治就是妥协，这句话老生常谈，实行起来却谈何容易！中美博弈、香港反修例事件、英国脱欧、美国政治日趋两极化、俄乌之战，我们所看到的，到处都是不肯妥协而且两败俱伤。詹森是美国政治史上难得一见的奇才，能够把各方的底线看得通透，在不可能中找到可能，在双方绝不让步的立场中找到哪怕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共同点，把看似无关的第三方、第四方拉进来，将利益交换的规模和精妙之处都发挥到极致。

詹森并不是道德君子、意识形态斗士，常被人比作狄更斯小说里的反面人物乌利亚．希普。为了取得所需票数，詹森对参议员同侪威逼、利诱、欺骗、谄媚、敲诈，无所不用其极。但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率的立法者，在白宫短短5年，除了民权，还推动医疗保障、高等教育、改善贫困、社会福利等「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政策，如果不是因为越战而黯然离开政坛，相信可享更崇高的历史地位。

德政抑或权谋？

自南北战争结束后近百年期间，参议院一直不缺乏旗帜鲜明的自由派和雄辩的人权斗士，包括后来成为詹森的副总统的韩福瑞（Hubert Humphrey）。但这些人完全无法对付南方集团的拉布，在议会斗争中一事无成。看来，推动政治的既不是道德感召、理论雄辩，也不是民意或历史潮流，而是上不得枱面的妥协、利益交换，而这却恰恰是政治的最高境界。

美国的政治生态渐走极端，从上一次拜登对特朗普的大选可见一斑。一般选民支持某个候选人，并不是因为赞同其竞选政纲，而是因为痛恨另一个候选人。行政领导（例如总统）需要团结大多数人，而党派政治则常常诉诸分化：如果获得选民51%的支持，又何惧剩下的49%恨我入骨？反对者愈恨我，我的骨干就愈支持我。

美国的政治体制早在1950、1960年代，已经渐显僵化，许多政府政策即使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却往往受阻于参议院，这是少数人阻挠多数人的典型例子。詹森是参议院立法博弈的顶级高手，阴差阳错之下成为总统（如果甘乃迪不是遇刺身亡，詹森单凭一己之力当选总统的成功率不高），反倒能摸准国会的练门，推动一系列法案和政策，成就一番社会改革的伟大事业。其他总统如杜鲁门、甘乃迪，虽然也做过参议员，却没詹森在参议院纵横捭阖的本事，常常受挫于开国元勋所故意设计的三权之间的互相制约。

更重要的问题是，民主的本质到底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设计宪法时，为什么设置了很多体制以保障少数？南方各州以多数白人压迫少数黑人，以全美国而论，又是以北方多数压迫南方少数，为什么前者不合理但后者就合理？

史上最长时间的拉布

上文提及1957年《民权法案》，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虽然南方集团同意不拉布，但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瑟蒙德（Strom Thurmond），偏要自行其是，滔滔不绝发言24小时零18分钟，成为史上最长的单人拉布，这一纪录到现在还未被打破。

按当时规则，如果发言者坐下或是离开会议室，他的发言就算结束。瑟蒙德在整个过程中曾简单地吃喝，但没去洗手间，据说是预先通过蒸汽浴让身体脱水，并穿戴上尿袋，以作应急之用。有人说瑟蒙德的24小时拉布「称得上是泌尿学上的奇迹」。

这次拉布受到南方集团的批评，而且也未能阻止法案通过，但瑟蒙德本人却因此在自己家乡南卡罗莱纳州大受欢迎，成功连任参议员达48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以百岁高龄从参议院退休，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参议员。

周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自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各国在维持供应链稳定和粮食安全问题方面一直面对史无前例的挑战。2050年，预计全球将需要养活接近100亿的人口，加上粮食供应会受到一些不可预测的短期冲击，以至长期气候变化加剧对土地水源的影响，环球农业将面临巨大的考验，对丰富和廉价食品的供应造成严重压力。香港90%以上的食品供应是从国外进口，所以700多万人口的粮食安全，长远来看亦会备受冲击。

本文将探讨本港未来再工业化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Agtech）是结合农业与技术，利用科技创造新的耕作方式，如室内农业和鱼菜共生的可持续生产模式。透过最新的资讯科技，包括物联网、感测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等解决方案，提升农产品质素及生产效率，从而纾缓劳动力短缺、水和土地管理以及害虫等问题。

农业「金库」成必争之地

为确保粮食安全，各国政府要克服的问题不胜枚举，并与不同的政府部门息息相关──范围涉及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改善粮食供应的经济政策，以至善用粮食，从而提升市民营养的公共卫生政策。但归根究柢，如果农业生产的增幅无法追上全球需求的预期增长，粮食和农业原材料价格将会飙升，弱势社群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而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在贫穷国家已陆续出现粮食短缺及饥荒问题。

有见及此，投资者已为这巨大的挑战作好长远准备，投资一些将有助解决全球食物危机的初创公司。其中香港的维港投资重点关注农业及合成生物科技，例如推出「无奶雪糕」的人造奶生产商PerfectDay及「素肉」制造商ImpossibleFoods。根据Plant Based Foods Association的数据，尽管今年经济不稳，然而美国植物性食品和饮料零售销售额的增长速度是普通食品的3倍，销售额在过去3年增加达54%，2021年更达至新高的74亿美元。

放诸四海，我们也可看到许多企业愈来愈注重关于未来食物的投资。在英国，M&S马莎百货与Infarm合作，在7家商店试验种植新鲜草药系列。杂货物流技术公司Ocado已投资1700万英镑创建自家的垂直农场，并在其配送中心旁边种植草药和蔬菜。这些企业均渴望能更接近消费者，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减少其碳足迹。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公司Sustenir，在实验室应用垂直农业种植非本土农作物（如草莓和芝麻菜），减少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及在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Sustenir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LED照明系统，在实验室内种植，除了可以应付当地的需求，亦有助减少食物浪费。最近这家初创公司已扩展至香港，在屯门工厂生产两种羽衣甘蓝。

按香港特区政府2017年的统计，全港共有4400公顷农地，当中有3700公顷为荒废农地，因此，政府急需善用这些土地，以解决香港经济刻不容缓的发展问题。香港寸金尺土，所以应善用荒废的农地以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香港要再发展农业，并非重回昔日的传统农业，而是应以都市农业为发展目标，并以此为本港再工业化的其中一环。

为下一代建可持续粮食系统

本港近年兴起了水耕耕作方法，本地科企FarmacyHK进驻工厂大厦，并研发了全环控智能移动水耕种植机，只使用一个冻柜便能生产各式香草和蔬菜。水耕种植法的耗电耗水量低，比传统农业减少90%用水，配合物联网技术，利用感应器控制光、空气和营养度，全天候遥距监控种植情况，有助解决农地短缺和水资源问题。

现时渔护署与蔬菜统营处在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设立了全环控水耕研发中心，研究农业应用先进的水耕栽培技术，收成期相比于一般蔬菜快一倍，由播种起计21天便可收割。惟设置相关仪器成本和保养成本以千万计，价格非常高昂，普通的中小企或农民难以负担。该项目为了收支平衡，所以专注于售价较高的即食沙律菜，然而如没有足够的资金，很难扩大规模。政府应加大上述投资及对业界的支援，并设立「智能化」农业优先区，以确保香港在未来日益不稳的天气情况下仍能有稳定的农作物供应量。

香港消费者亦对环保食品、「责任消费」意识和企业ESG（环境、社会、企业管治）表现日渐重视，对食物的可持续发展也愈趋关注。根据消费者委员会2020年可持续消费调查，87%的市民表示愿意支付额外5%或更多的费用购买环保或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然而，超过三分一的市民认为香港市场上的此类产品并不足够。最大的障碍是「没有足够资讯」、「太昂贵」和「不容易获得」。如政府在可持续消费上作出更多行动，便可鼓励市民支持及促进可持续消费。

为了永续经济、食物安全及责任消费，香港政策决策者应重视如何在港支持农业科技，培育人才，为有意创新者提供平台，以推动经济多元化之余，确保食品安全，达至足以维持本港甚至区内人口需求的农业生产规模。这个愿景有赖政府、商界、农业利益相关者、环保团体以及教育机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邓希炜教授
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作为妇女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早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已获通过。然而据世界经济论坛于2021年3月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性别平等进展受新冠肺炎影响而遭遇挫折，距离达标为期135年，较2019年的预期推迟36年。疫情中女性不但失业率高于男性，由于学校停课，更加重其照顾子女的责任。

事实上，解决性别不平等不但是社会问题，也关乎经济表现。因为提升女性地位所作的投资可创造就业机会和提升本地生产总值（GDP），从而有助促进经济发展甚至竞争力。

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任何成员国若能把劳动力中性别差距缩减50%，就能在2030年让国内的GDP提升6%左右，足见性别平等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失衡导致迟婚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逐渐提高，加上男女比例失衡扩大，适婚男性人数减少，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不易物色对象，遑论觅得配偶。 「经济独立假设」（Economic Independence Hypothesis）指出，教育和工作成就高是削弱婚配机会的关键理由，原因是传统的家庭分工取决于夫妻之间的生产力比较优势。女性学历或社会地位愈高，迟婚倾向也愈明显。

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2022年7月的香港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两性比例较5年前进一步失衡。如【表】所示，每1000名女性仅得910名男性，相对于2016年，每1000名女性有925名男性，差距进一步扩大。此外，2021年男、女劳动人口分别是1923100人和1947300人，女性劳动人数首次超越男性。女性初婚年龄升至30.6岁，初次生育年龄延迟至32.6岁，生育率亦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Wong（2005年）对香港女性初婚年龄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进行研究，结果与「人力资本假设」（human capital hypothesis）一致：学业和事业较有成就的女性倾向于迟婚。本地女性在教育和工作成就方面取得的进步，对于有关整体经济转型对初婚年龄有何影响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年轻人愈来愈迟婚，尤其因为女性在事业上的参与度增加。从Yousefy和Baratali（2011年）的调查结果可见，拥有较高学历的女性享有较高职位，大大有助事业发展。

平权理论基础

1960和197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期间，女权主义理论取得良好进展。女性劳动参与及社会地位提升之余，促进平等机会的法律渐获社会重视，对女性经济地位的研究亦日益重要。女性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重点包括：一、在性别平等上更全面地理解支持生活和社会供给的过程，将性别理解为一个基本经济类别。二、重视无偿家务和育儿工作。三、重视社会整体福祉。四、将伦理标准纳入经济分析。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女性主义经济学质疑「独立」的概念，因为生活上需要人们彼此照顾；不仅将性别作为分析中的一个「变量」看待，更视之为世界经济运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科技赋权作用

Chinoda等（2021年）就2011年、 2014年和2017年期间25个非洲国家之中的金融技术、金融包容性和收入不均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包容性有效地调节了收入不均。 Loko与Yang（2022年）利用全球114个经济体的新型金融科技数据，发现金融科技显著改善了女性的就业福利，并减低性别不平等。

首先，数码金融工具有助传统金融体系以外的人群受益。根据世界银行集团最新的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数数据库（Global Findex Database），现时仍有超过10亿女性无法使用金融系统，超过70%的女性无法获得金融服务。金融科技有望为女性在金融服务上提供更大的便利、隐私和安全性。

其次，利用替代数据，如数码平台上关于消费者的讯息，金融科技可供贷款提供者在不依赖信用报告或评分的情况下，作出贷款决策，为女性申请人提供较灵活的服务。

再者，据国际金融公司本年估计，全球女性足以填补总值3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许多基于「大数据、小额信贷」理念的金融科技平台，可借创造讯息资本以减轻资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和放宽抵押要求，给予女性经济赋权和创业机会，扩大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及其在商界的领导地位。

平权努力方向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一份报告，探讨各国对性别平等的看法及对未来的期望，发现颇多人认为当工作稀缺时，男性应比女性获得较多工作机会，但大多数人对本国性别平等的未来感到乐观。在接受调查的34个国家中，平均有75%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女性最终可能拥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只有5%相信本国女性已经获得平等。至于对性别平等的期望，男性往往比女性乐观；例如日本77%的男性（相对于58%的女性）表示，本国女性最终会或已经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调查中对性别平等持乐观态度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的国家，仅得尼日利亚和菲律宾两国。

Equileap（2019年）就女性劳动力、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性别平衡、同工同酬、育儿假、非歧视性招聘和晋升，以及供应链安全等综合因素，对全球3000多家上市公司进行性别平等研究。结果显示，在亚洲地区中，新加坡企业整体表现最佳，性别平等率为42%，日本企业为35%，香港为29%，皆远低于53%的全球基准。

至于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平衡，新加坡和香港公司的比率分别为47.3%和42.5%，高于41.7%的全球基准；日本公司为40.4%，略低于全球基准。

任职高级管理层方面，新加坡和香港公司分别为33.7%和31.1%，略高于31%的全球基准；日本公司只得16.2%，远低于全球基准。

至于在董事局的代表性方面，新加坡、日本和香港分别为17.5%、12.3%和15.3%，皆远低于34.2%的全球基准。

同工同酬和性别薪酬差距是经济平等的关键指标。一些国家如英国和冰岛，已强制要求报告性别薪酬差距，以提高透明度。实现性别平等能为公司带来「性别红利」（gender dividend），即通过对女性的投资而取得的经济增长。举例来说，生育率较低可减轻女性的育儿负担，以便腾出时间从事其他活动。另有研究显示，性别多元化的企业，较能实现高于趋势的回报和较低的风险。

总括而言，促进性别平等可以达致性别多元化，为两性和社会带来好处。公平、平等和正义是人权的基础，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而性别平等有助于缔造一个破除界限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动力；通过提高就业和生产力，积极应对人口老化相关的挑战。

参考文献：

Chinoda T., Mashamba, T., and Vivian, A.（2021）, “Fintech,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Nexus in Africa”, Cogent Economics & Finance 9（1）.

Equileap. 2019）, “Gender Equality in Japan, Hong Kong & Singapore”, Special Report, March 2019.

Horowitz J., and Fetterolf J.（2020）, “Worldwide Optimism About Future of Gender Equality”, Pew Research Center.

Loko B., and Yang Y.（2022）, “Fintech, Female Employment, and Gender Inequality”, IMF Working Paper.

Wong O. M. H.（2005）, “The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he Age at First Marriage among Wome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6（4）, 529-550.

Yousefy A., and Baratali M.（2011）, “Women, Employ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schooling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5, 3861-3869.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首席讲师（金融学）

章颖芝女士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气候变化威胁地球食水供应、减少农业生产、危及沿海地区、损害人类健康，并使生态系统恶化。极端天气造成的过度死亡，更被认为是一大灾难性后果。据2017年发表于《科学》（Science）期刊的一篇文章估计，到二十一世纪末，极端气候带来的超额死亡成本可能占美国气候灾难损失总额约70%之多。

决策者的困局

为了应对极端气候势将带来的超额死亡，政策制定者有两大核心工具可用：一、减缓气候变化政策（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olicy），即通过降低能源的生产和消耗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二、适应气候变化政策（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olicy），比如天气寒冷之际，提供廉价取暖能源；夏季时则在公共场所和家居进一步普及空调等。2016年，《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一篇文章估计，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空调的普及，美国人死于酷热的风险下降了75%。

然而，若把这两大政策一并检视，就会发现一个两难局面。为了缓解气候变化，决策者通常认为必须减少能源和电力消耗，很多国家亦采取了相关政策，包括阶梯电价（电价随用电量递增）、节能补贴和拉闸限电。然而，消耗能源和电力亦是适应极端气候的必要手段，因此那些抑制能源、电力消耗的政策，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健康成本。笔者在近期一项研究中，聚焦日本在福岛核事故后的大规模节能政策如何影响死亡率，并探讨决策者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化」两大政策目标之间应如何取舍。

可供参考福岛核灾经验

日本是一个极度依赖核电的国家，在福岛核事故前，全国约30%电力是核电。在核泄漏灾难发生以后，由于公众对核电的恐慌加剧，日本政府逐渐关停所有核电站，结果导致电力严重短缺；再者，为了防止大规模停电，在不同地区制定相应的节电目标，鼓励市民减少用电。由于不同地区对核电站的依赖程度和关闭时段不同，因此节电目标也因地区和时间而异。例如，由福岛发电厂供电的东京地区，政府在2011年定下15%的节能目标。相比之下，由于冲绳群岛不使用核电，因此并无相应节能目标。

日本节能政策涵盖各个方面，从而推动了整体社会的广泛参与。地方政府、公用事业机构、家庭、企业和学校等都有参与政策的实行。鼓励节电节能的指引由中央政府直接向各方发布，并通过电视频道、新闻媒体和政府网站进行广泛宣传。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夏季期间市民使用空调的用电量占很大部分，为了鼓励减少使用空调，政府建议尽可能改用风扇；即使必须使用，亦建议将空调温度维持在摄氏28度。此外，节能措施亦包含鼓励减少使用其他电子设备，例如将电子马桶盖设定为「节能模式」（尽管预计仅能减少1%的家庭用电量）。

虽然上述措施并非强制性，但日本的节能政策成功地改变家庭和个人原有的用电模式。据抽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在福岛事故发生后的第一个夏季，东京和日本东北地区的空调设定平均温度从摄氏24.1度上升到26.4度。笔者的研究发现，节能目标较高的地区（如东京），其社会耗电量也会因为更严格的节能政策而降幅更大。

日本这次大规模节能政策可视为一次难得的「自然实验」，以供我们权衡如何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化」两者之间取舍。从宏观角度而言，日本能够大规模减少能源、电力消耗，无疑有助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但由于限制了人们适应极端天气的能力，则可能产生意外的健康成本。

在搜集和分析了日本在2008至2015年间各地区的死亡、天气、节能目标等资料后，笔者与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合作者Takanao Tanaka在研究中发现，节能政策会加剧极端温度对死亡率的影响：在节能目标较高的地区，更多人死于极端高温或低温。由于日本节能政策主要强调要在夏季节约用电，高温带来的死亡风险上升最为明显。具体来说，我们的测算表明，日本大规模的节能政策造成与高温相关的死亡风险增加了约3倍，导致每年超过7700人超额死亡。

气候对策如何取舍

这些研究结果对我国制定气候变化政策设计和管理有重要启示。首先，决策者应明白，至少在短期内，气候减缓政策和减缓气候变化政策之间存在矛盾。节能政策可以降低未来的气候灾害风险，从而挽救更多未来的生命；然而，即使对于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大规模的节能运动也会因为显着限制个人适应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而导致当前更多人死亡。笔者认为，决策者应该尽量避免为求减缓未来的气候变化，就制定现时可能影响市民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

同样，其他一些被广泛接受的节能措施，也会因为同一原因，而造成不可忽视的副作用。这些措施可能包括：阶梯电价、拉闸限电、节能补贴、道德规劝（号召减少空调使用的宣传）等等。近年来，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内地不少城市制定了限制空调使用以及其他能耗的措施，可能会带来与日本节能政策类似的结果。对比日本，我国很多地区医疗资源还很稀缺，且面对高温等更加频繁的气候灾害，如果政策上进一步限制居民的基本能耗需求，不仅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生产率损失，更可能酿成超额的死亡。

那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笔者认为，政策制定者需要把能源电力生产和消耗区分处理，电力需求要少限制，生产则要更清洁。具体来说，在需求方面，政策制定者必须保障并继续扩大市民的基本能源和电力需求，而不是加以抑制。在供给方面，则应大力推展电力生产结构改革、增加太阳能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比重，并配置相应的储能设施。同时，还要积极推广和普及高效能生产技术和产品，实现用同额电量以满足更多需求。

在宏观层面，气候变化政策不应该限制市民基本能源、电力消耗，而应该通过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来减少发电过程中的碳排放、并降绿色能源成本，让大众能更好地适应极端气候，迎来更舒适的生活。

何国俊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日前，港大经管学院召集对经济政策研究感兴趣的学者，为香港的经济未来出谋划策。笔者和同事邓希炜教授主动请缨，研究香港如何创造更多优质工作这一课题。笔者走访了学术社群、金融圈以及产业界的多位朋友，交流彼此看法，发现其中对香港经济所持观点迥异，甚至多有误解。笔者将之梳理为以下五大认识误区，并一抒己见，逐点澄清。

误区1： 经济问题只须稳保本地生产总值（GDP）增长就能迎刃而解

众所周知，香港过去几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更令整体经济雪上加霜，以致出现连连收缩的窘况。

有人乐观地认为，只要疫情雨过天青，加上这些年积累的社会问题处理得当，本港经济定能恢复稳健增长，相关问题也可一一迎刃而解。诚然，从金融、商机、就业等方面在疫情中的表现来看，特区确实家底厚实，疫后经济复苏自是顺理成章。

然而，绝对不容忽视的是根本结构性问题：现有产业基础带动不了社会共同富裕，同时又缺乏促进经济持续向上、大规模创造优质工作的新产业。除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的奇迹再现，否则大多数人收入停滞不前、贫富更趋悬殊等仍是棘手的难题；可惜高增长的黄金年代不可复制，港人不可能「躺赢」。

依笔者之见，应通过提升产业品质来实现经济转型，以金融业、高端服务业（包括专业服务和教育），以及新兴科技产业（以医疗生物和资讯技术为核心）为三大支柱，来扩大优质工作在劳动力市场的比重。

误区2： 香港在经济上渐被内地城市取代

笔者认识的经济本土派人士，常常埋怨内地城市挖香港经济墙脚之余，又生恐特区与内地城市竞争时落败。这种心态大可不必。中国的全方位开放以及内地城市相继崛兴，无疑打破了香港在国际产品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但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全球分工合作的大势之下，经济发达城市无一不饱受市场竞争的洗礼。值得庆幸的是，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演化中，香港形成了与内地所有城市截然不同的产业结构，并且拥有一篮子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与内地城市并不存在经济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香港的产业结构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内地城市偷不走香港的优质工作，而香港也生搬不来内地城市的企业。香港理应借助内地经济的崛起，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聚集效应，来带动自身经济发展。除了一如过往，致力吸引外地企业来港融资上市，香港还须充分利用内地市场，解决本港因高端产品和服务需求不足而令供应受压的问题。笔者一直强调，香港尤应借助内地的人力资本储备，促进本港与大湾区内人才市场的融合，借此克服经济转型的瓶颈。

误区3： 金融业仍是香港经济和优质工作的主要引擎

过去几年，尽管香港经济屡受冲击，金融业却表现不俗，保持上升的势头。资料显示，自2009年以来，金融业在GDP的比重从15%渐升至20%，而金融从业员的收入也远远高于全港平均工资水平。但若从带动香港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却嫌守成有余，创新不足。

香港金融业近两年能够逆流而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美关系僵化所导致的中资股回流。日后情况如何？其一，如果中美经济彻底脱钩，中国企业对国际资本的需求将会急剧下降，赴港融资也就无足轻重。其二，要是中美经济重拾正轨，中国企业则未必选择在港上市。可见目前靠中资股回流造成的金融旺市，并非长久之计。

金融业属于供应链极短的行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溢出效应很小，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可以在上下游企业形成联动效应。目前，金融业相关职位在香港整体就业所占比例约为10%，估计已达上限，很难再赖以创造大量优质工作，而必须靠升级服务业和高端科技型制造业。

眼下极为热门的金融科技能否成为香港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尚属未知之数。金融科技能否在一个地方生根落地，关键不在科技，而在于灵活的金融制度以及恰到好处的监管。香港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误区4： 高科技产业对香港经济无非锦上添花

过去10年，特区政府以及实业界人士虽已意识到，香港未能追赶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其科技产业的发展不仅比不上传统的国际大都会，甚至落后于内地的新兴城市。但不少人仍然认为，高科技产业纯属锦上添花，对香港经济无关宏旨。香港的研究发展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虽已从2001年的0.5%增至2020年的1%左右，但仍远低于新加坡（1.94%）、南韩（3.26%）和日本（2.82%）；与北京（6.3%）、上海（4.1%）、深圳（4.2%）、广州（3.2%）相比，更是望尘莫及。碍于「锦上添花」的思维，香港要借高科技产业实现经济转型，实在举步维艰。

笔者认为，香港应把高科技产业的振兴与经济发展切实挂钩。一些政府官员口中所谓「智慧城市」、「创意城市」，其实缺乏经济发展的内涵。作为国家资讯产业布局的一部分，香港特区在资讯及通讯行业有一定基础，但在数码技术则毫无优势。数码产业或可为一些行业（如金融业）提供辅助性的技术支持，却不太可能成为经济主流。反而生物制药、医疗器械以及新型材料堪称实实在在的产业亮点。当务之急，社会须就足以带动经济发展的高科技产业达成共识。

误区5： 经济转型应顺其自然而毋须政府调控

自由经济体的转型，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自会逐渐形成，政府不应横加干预。此一观点在香港深入人心。笔者也素来反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然而，针对香港经济转型以下三方面的特殊性，特区政府必须加大对经济调控的力度。

首先，香港的经济转型涉及科技产业的发展和优质工作的创造，两者都极具正面界外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y），亦即对其他行业和职位带来利益。私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投资决策不会主动内在化这些界外效应，导致研发不足、优质职位过少。这需要政府通过各种灵活的政策工具（如补贴、外判、研发合作），进行适当介入。在这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经济体都有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其次，尽管资金充裕，香港仍然缺乏发展创科产业的软环境，创科投资始终未成气候。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香港拥有发达的金融业，也不乏敢于冒险的创业家，但专业的风险投资却寥寥无几，严重窒碍了初创企业的发展。这是科创软环境不足的表现。香港的另一个软肋是高科技专才储备总量不足，人才市场缺乏流动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特区政府积极出台鼓励创新的政策，帮助企业破除种种障碍，并且加大软硬基础建设的投资，以便吸引科技人才、风险资本和企业家。

最后，香港的经济转型离不开与内地合作，尤其是大湾区城市，关键在于特区政府与内地地方政府的协调互动。毋庸置疑，香港在经济发展上先行一步，在体制上也占优，但在经济管理的某些方面却比内地政府缺乏经验。例如在引进跨国公司、吸引人才、扶持高科技等方面，特区政府不妨向上海、深圳等地取经。

笔者冀望本文的分析可收抛砖引玉之效，激发社会上心系特区未来发展的各界人士广泛讨论，尽快为香港经济转型找到共同戮力的方向。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