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迅速升值是当前全球经济的焦点。上星期英国的「迷你财政预算」（mini budget）导致英镑大幅贬值和波动，更增加了市场对主要货币汇率的关注。随着联储局在3月开始加息周期及美元走强，早已有论者提及「反向货币战争」（reverse currency war）的来临。

货币战争的英语一词，主要是指竞争性的货币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特别指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经济体互相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抑制进口，以邻为壑的政策。至2010年，时任巴西财长以currency war来批评当时美国和日本等采取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制造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间接使货币贬值。虽然，以「战争」来形容当时的情况，有些言过其实，但之后这词语便得到较多使用。至于反向货币战争，则是指竞争性的货币升值，如目前美元和其他货币持续相继加息以维持币值的情况。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国家都纷纷放弃了黄金本位。在没有了与黄金挂钩的制约后，便将货币贬值以刺激出口和生产，但同时亦导致其他国家采取贬值货币或提高关税作为反击。由于汇率是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相继贬值只会互相抵消作用。如此你来我往，形成所谓货币战争。这情况当时主要发生在英、美和法国之间。

三十年代竞争性贬值的经验，使随后数十年的政策制定偏向防范竞争对手以货币贬值来损人利己。如国际货币基金的协议条款，说明不能通过操控货币汇率以争取出口优势。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只容许对外收支有根本性失衡的国家将货币贬值，因而限制了货币战争的出现。此外，美国一直都很在意其他经济体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到美国。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就发表一次报告，检视按美国制定的标准，其主要贸易伙伴有没有操控货币，并作有关的警惕或制裁。

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各主要货币倾向升值而非贬值。为了压抑来势汹汹的通胀，以及追回之前对通胀幅度误判的政策缺失，联储局在过去半年已五度加息，幅度共3厘，是历次加息周期中步伐最快的一次，导致全球资金流入美国，带动美元迅速升值。

从贸易角度而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美元升值理应提高美国从外国进口的购买力，因而惠及其众多的贸易伙伴，但事实则不然。原因是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即使不涉及美国进出口的贸易，都多以美元来定价和支付；而美国本身的进口，有95%是以美元定价，因此美元的汇率变化，不直接影响美国消费者付出的美元价格，因而也不怎样影响外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反过来说，其他经济体从美国进口，则因美元升值而需付出更多，造成输入性通胀。此外，国际市场上如能源、原材料等主要商品，均以美元定价买卖，美元升值同时将这些商品的非美元价格推高，引发全球性通胀。

跨经济体统一市场暂难成事

从投资角度而言，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息差，驱使资金从海外流向美国，亦同时乾涸了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美国以外的全球资金萎缩，增加了在遏抑通胀和刺激经济之间取舍的困难。那些因新冠肺炎而要向外举债、又或其他原因有美元外债的经济体债务负担百上加斤。不少央行都相应加息，惟速度和幅度都不若美国。虽然有人形容这个局面为反向货币战争，但美元以外的货币都只是被动地作一些软弱的回应而已。

美元升值带来其他经济的困境，因此有意见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其他经济体的情况，减慢加息幅度。这同时也引发出主要货币的汇率是否需要协调，甚至是否重新引入如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的讨论。

黄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等固定汇率安排，都是汇率协调的机制。但是当汇率与内部经济有矛盾时便要在政策上作取舍，而一般的选择是放弃原有的汇率。西方经济在经济大萧条时放弃黄金本位，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的瓦解，又是另一个例子。若要汇率稳定，经济体之间要犹如一个统一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当前的国际政经环境下，并不存在这些条件。

当然，汇率的协调不等于固定汇率。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可以说是过去五十年最主要的汇率协调案例。当时联储局也是要遏抑通胀而大幅加息，加上列根总统上任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美元从1980至1985年期间升值了44%，造成明显的全球贸易失衡。美国的外贸逆差大增，国会意图通过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法案来限制美国进口，但这会严重影响美国的贸易伙伴。会议由当时五大工业国，即美、英、法、西德和日本的财长出席，结果是其他四个国家同意美元兑其他几种货币贬值，避免了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法案。在随后两年间，美元贬值了约40%。广场协议也是G7财长会议的前身，其后加入了意大利和加拿大，成为全球管治中一个设定。

央行协调汇率的一个近年例子，出现在2013年初。当时安倍晋三刚第二度出任日本首相，推出所谓安倍经济学来振兴迷失了20年的日本经济，包括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与此同时，欧洲刚从希腊债务危机中喘息过来，经济疲弱。日本和欧洲都需要弱化货币来刺激经济。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货币战，G7的财长及央行行长在2013年2月签署一纸简单声明，表示继续由市场决定汇率，各自的货币政策都只针对内部的政策目的。

不过，货币政策同时有对内和对外的效应，日本和欧洲都采用量化宽松甚至负利率政策，虽然名为应付疲弱的国内经济，但在浮动汇率下，同时亦会使货币贬值。是货币战与否，孰见仁见智。

然而，很难想像在当前环境下，主要经济体会坐下来商讨如何协调汇率。

首先是目前主要央行都制定了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这和广场协议时不同。现时欧洲央行、英伦银行和日本银行都是以2%通胀率为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虽然除此之外还会看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其他因素。美国的政策目标则同时包括平均2%通胀率和最高就业。但由于不同经济体出现通胀的情况有别，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市场对通胀的预期等，若某一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要与其他经济体协调，便难以达到本身的政策目标。这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央行容易失去市场的信任，难以掌控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这不利于日后的货币政策，情况有些像联储局在去年错误地认为通胀是暂时性的，但当通胀一发不可收拾时，便需要加码调控、矫枉过正，来重新争取市场的信心。

美元强势短期内不能抑止

其二是上面提到的，货币政策同时影响到内部和外部经济。与其他经济体作汇率协调，可能限制了以货币政策针对内部经济的空间。当全球经济都受到新冠肺炎、俄乌战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的困扰时，较多政府都会以内部经济为主要政策考虑，特别是主要货币都是采用浮动汇率。

美国本年3月至8月的通胀率都在8%之上，远高于目前加息后3%的联邦基金利率。联储局继续加息事在必行。从两周前公布的点阵图来看，公开市场委员会预期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中位数为4.25厘，即在今年余下11月和12月的两次会议中会再加息1.25厘，而预期明年年底中位数则更高至4.75厘。换句话说，联储局加息势头未减，若其他主要央行追不上联储局的加息步伐，美元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

此外，资金流向美元，并非完全基于息差。美元是最主要的避难货币，即使是2008年这么灾难性的金融风暴，而风暴的来源正是美国，在风暴初期的半年左右，美元汇率价仍有相当可观的升幅，到量化宽松政策施行后才慢慢贬值。目前，俄乌战争的延续和深化，甚至有提及核武器的使用、北溪1、2号的受破坏、欧洲民众对生活的日益不满等等，都会促使资金流向美国。美元的强势在短期内难以抑止，相信有能力的央行，会像最近的日本银行般在外汇市场干预；能力稍逊的，可能要举债度日；其他的只能期望市民愿意共渡时艰、过艰苦日子了。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月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近日香港新冠疫情回稳，特区政府于9月26日开始放宽入境检疫安排，把实施一个多月以来的「3+4」门槛下调至「0+3」，亦即抵港人士毋须接受强制检疫，只须进行3天医学监察。显而易见，此举旨在掌控疫情、保障市民健康的大前提之下，尽量扩大香港连接国际的空间，让经济有序地重拾正轨，社会得以脱离困境。

疫情前后对照

疫情袭港几近3年，旅游业作为香港传统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期内严重受创，面对缺乏旅客和商务往来的情况，航空业更是委靡不振。政府统计数据【表1】显示，2018年来港旅客人数高达6500万以上，但在2021年疫情期间下跌至只有9万多，跌幅超过99%！香港可谓与世隔绝。到了今年第二季，旅客人数才渐见回暖迹象【表2】。

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8月初每日平均约有1500人次访港，而在「3＋4」检疫安排实施后的同月下旬，每日则录得约2100人次访港，仅占疫前约1%而已。由本年1月至8月，访港旅客约183600人次，其中约15万人次（超过80%）来自内地，按年升差不多2.5倍。

随着各国陆续放宽防疫限制，过去两年被遏抑的旅游需求逐渐浮现。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总干事Willie Walsh指出，国际旅游今年首季升势强劲；美国、欧洲、拉丁美洲等市场在航空旅游的增长率均接近60%，亚太区却受防疫措施严格限制而「严重滞后」。尽管俄乌战争持续，油价飙升导致机票价格增多10%至15%，但总体航空客运量的增长速度快过预期。总体而言，航空业可望在2023年回复至疫情前水平。

空运蓄势待发

按国泰航空公布的8月份客货运量数据，自8月中起，返港及经香港转机的旅客人数有上升趋势，尤其是从北美、欧洲出发的长途旅客。今年首8个月，载客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33.5%；期内载货量较去年同期则下跌8%。该公司预计今年年底，客运航班运力可达疫情前水平约三分之一，而货运航班运力则可达疫前水平约三分之二。

随着特区政府本周放宽检疫限制，相信旅游业的严冬已过。以航空而言，由于航班运作复杂，要及时为机组及前线人员提供培训等，重建整体运力不能一蹴而就，有关当局必须与业界紧密合作，维持本港的航空枢纽地位。

在《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支持下，香港可透过国际机场及湾区内的交通网络，拓展客源至整个湾区，驱动国际及国内双循环，打造「机场城市」，从而强化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预料本年内将投入服务的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将可大幅提高机场整体的运营能力，并预计在2030年整个跑道系统全面启用后对本地生产总值可贡献达5%。

旅游基建铺排

预期2024年年初前启用的航天城项目「11 Skies」，集「机场经济」和「桥头经济」于一身，是香港机场从纯粹出入境运输枢纽升格为「机场城市」的关键一环。联同附近的港珠澳大桥、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及亚洲国际博览馆，形成香港独特地标群，与杜拜国际机场相似，既通往全球各地，又可经港珠澳大桥直达其他湾区城市。湾区市民亦可乘交通之便，在香港国际机场转机。若特区政府适时简化入境与转机手续，加强对外宣传，以香港国际机场为中心的机场城市，将一跃成为覆盖湾区8600万人口的窗口。

重新擦亮品牌

事实上，疫情无碍本港兴建和提升旅游建设，例如西九文化区的M+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已先后于去年和今年开幕。耗资7.99亿元、修整约一年的第六代山顶缆车亦已于上月启用。鉴于这些大型旅游基建项目相继落成，香港在全球旅游业中具备强大竞争优势，相信疫后将可更上层楼。

近日香港大学袁国勇等4名医学专家发文表示，由2020年初至今新冠病毒不断变异，至目前流行的Omicron，本港新冠病毒粗病死率已经大幅下降，若已注射三针疫苗，则出现重症和死亡机率微乎其微。该文指自去年年底起，确诊者粗病死率为0.59%，但若只聚焦第六波疫情（即由本年6月起计算），粗病死率下降至0.097%。新冠病毒已成风土病，再出现社区爆发的机会很微，应尽早放宽防疫政策。

疫下有十多万专业人士选择离港，其中会计界人才流失尤甚，香港总商会调查亦发现，有38%公司正计划离港，其中14%指不会再回流。过去一年香港的入境检疫措施比不少经济体（包括新加坡）严厉，削弱原有竞争力。例如疫情前，展览业每年为本港带来超过580亿元经济效益，重振展览业将有助各行业复苏，但疫下却先后有多个大型国际展览会被迫取消。

继世界龙舟锦标赛移师泰国以及渣打香港马拉松延至明年初举行，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公司亦决定今年2月才移至新加坡的「海洋光谱号」不会重返香港，此对香港的国际形象难免造成不良影响。为了重新擦亮香港品牌，11月初举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高峰论坛」及「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将被视为香港对外重新开放的重要指标，朝着商业开放、经济复苏的方向再迈出一步，以增加香港和国际间的联系与互动。

毋庸置疑，抗疫政策要基于科学数据，但亦要考虑经济效益及社会需要。经济不振，只会给国家带来负担，有负国家把香港规划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厚望。在整体社会复常路上，特区政府务须审时度势，从速为本港的疫后发展制定策略性蓝图。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金融学助教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近年美国民意两极化，许多社会重大问题如枪械管制、堕胎等难以化解。民众的分歧，本该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国会通过立法来解决，但这一原则常常无法奏效。少数派的拿手绝活是「拉布」，亦即通过长时间发言、讨论，阻止对某项法案投票以至法案的通过。从古罗马到当今各国议会，包括香港特区立法会的不同党派，都使用过这种手段。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则只有参议院可以拉布，这自然成为法案通过的重要关卡。

如果拉布受大多数议员反对，其实也可强制终止，叫做「剪布」。美国参议院有100名议员，根据《议事规则》，剪布的门槛是全数议员的60%（60人）。若要修改《参议院规则》，过程同样可以拉布，而这个剪布的门槛须达三分之二，即须至少67名议员支持。

拉布降低立法的效率，世界各国的政策法律因而常常跟不上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面对如此政治顽疾，到底有何对策？65年前美国政治的一桩旧案，可以给人一些启发。

种族隔离与民权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黑奴解放，但是种族歧视在南方仍然非常严重。虽然最高法院下令学校不得实行种族隔离，但受到南方各州政府和白人民众的强烈抵抗。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阿肯色州州长禁止小石城的9名黑人高中生上学，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派遣第101空降师士兵予以护送。虽然当时全国支持种族隔离的人属少数，但因实行联邦制，强调尊重各州的自主权，联邦政府无法逼迫南方就范。多年前南北之间之所以兵戎相向，也是因为彼此的矛盾无法通过辩论或宪法和平解决。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必须釜底抽薪，给予黑人选举权。在1870年通过的宪法第15条修正案，保证所有公民的投票权不受种族限制，但是南方州份利用种种办法，阻挠黑人投票。除了暴力骚扰、职场刁难，州政府还为选民登记设置了很高的识字门槛和刁难性的考试，又以征收人头税为先决条件。人头税与入息税不同，不论收入高低都必须缴交，对绝大部分本已低收入的黑人来说，无疑百上加斤。所以到了1957年，虽然黑人在南方不少选区占人口多数，但在整个南方的选民登记率只有20%。有鉴于此，总统于1957年向国会提交法案，希望从联邦层面确保少数族裔的选举权。在国会辩论时，这个法案受到南方集团强烈抵制。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虽然南方11个州只有22名参议员，但其影响力却远高于这一比例，几乎所有重要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南方人，并且以拉布为终极武器。南方集团以区区22人之力，在南北战争结束后近一个世纪，成功阻挡历史进程。

詹森的高招

始料不及的是，解开这一死结的偏偏是个南方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詹森（Lyndon B. Johnson）。身为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詹森有意问鼎总统宝座，如果《民权法案》在参议院遭遇拉布，不管结果如何，他在党内和民间的威信都会大受打击，而难望当选总统。詹森的天才，就在于找到折衷方案，通过两个关键的修正案，将法案初稿所赋予的联邦权力削减殆尽，从而成功说服南方集团不进行拉布，法案最终成功通过。

这个1957年的《民权法案》，当时许多人很不满意，但现在看来，它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美国自1875年以来通过的首个《民权法案》，纵使几乎毫无约束力，却打破了近百年的僵局，历史的大潮开始冲击国会里的保守势力。由于詹森在南方集团的重大影响力，被甘乃迪挑选为总统竞选的搭档，1960年成为副总统。1963年甘乃迪遇刺后，詹森顺理成章成为总统，任内推动通过1964、1965、1968年一系列民权法案，在美国史上深具里程碑的意义。

政治就是妥协，这句话老生常谈，实行起来却谈何容易！中美博弈、香港反修例事件、英国脱欧、美国政治日趋两极化、俄乌之战，我们所看到的，到处都是不肯妥协而且两败俱伤。詹森是美国政治史上难得一见的奇才，能够把各方的底线看得通透，在不可能中找到可能，在双方绝不让步的立场中找到哪怕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共同点，把看似无关的第三方、第四方拉进来，将利益交换的规模和精妙之处都发挥到极致。

詹森并不是道德君子、意识形态斗士，常被人比作狄更斯小说里的反面人物乌利亚．希普。为了取得所需票数，詹森对参议员同侪威逼、利诱、欺骗、谄媚、敲诈，无所不用其极。但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率的立法者，在白宫短短5年，除了民权，还推动医疗保障、高等教育、改善贫困、社会福利等「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政策，如果不是因为越战而黯然离开政坛，相信可享更崇高的历史地位。

德政抑或权谋？

自南北战争结束后近百年期间，参议院一直不缺乏旗帜鲜明的自由派和雄辩的人权斗士，包括后来成为詹森的副总统的韩福瑞（Hubert Humphrey）。但这些人完全无法对付南方集团的拉布，在议会斗争中一事无成。看来，推动政治的既不是道德感召、理论雄辩，也不是民意或历史潮流，而是上不得枱面的妥协、利益交换，而这却恰恰是政治的最高境界。

美国的政治生态渐走极端，从上一次拜登对特朗普的大选可见一斑。一般选民支持某个候选人，并不是因为赞同其竞选政纲，而是因为痛恨另一个候选人。行政领导（例如总统）需要团结大多数人，而党派政治则常常诉诸分化：如果获得选民51%的支持，又何惧剩下的49%恨我入骨？反对者愈恨我，我的骨干就愈支持我。

美国的政治体制早在1950、1960年代，已经渐显僵化，许多政府政策即使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却往往受阻于参议院，这是少数人阻挠多数人的典型例子。詹森是参议院立法博弈的顶级高手，阴差阳错之下成为总统（如果甘乃迪不是遇刺身亡，詹森单凭一己之力当选总统的成功率不高），反倒能摸准国会的练门，推动一系列法案和政策，成就一番社会改革的伟大事业。其他总统如杜鲁门、甘乃迪，虽然也做过参议员，却没詹森在参议院纵横捭阖的本事，常常受挫于开国元勋所故意设计的三权之间的互相制约。

更重要的问题是，民主的本质到底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设计宪法时，为什么设置了很多体制以保障少数？南方各州以多数白人压迫少数黑人，以全美国而论，又是以北方多数压迫南方少数，为什么前者不合理但后者就合理？

史上最长时间的拉布

上文提及1957年《民权法案》，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虽然南方集团同意不拉布，但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瑟蒙德（Strom Thurmond），偏要自行其是，滔滔不绝发言24小时零18分钟，成为史上最长的单人拉布，这一纪录到现在还未被打破。

按当时规则，如果发言者坐下或是离开会议室，他的发言就算结束。瑟蒙德在整个过程中曾简单地吃喝，但没去洗手间，据说是预先通过蒸汽浴让身体脱水，并穿戴上尿袋，以作应急之用。有人说瑟蒙德的24小时拉布「称得上是泌尿学上的奇迹」。

这次拉布受到南方集团的批评，而且也未能阻止法案通过，但瑟蒙德本人却因此在自己家乡南卡罗莱纳州大受欢迎，成功连任参议员达48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以百岁高龄从参议院退休，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参议员。

周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自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各国在维持供应链稳定和粮食安全问题方面一直面对史无前例的挑战。2050年，预计全球将需要养活接近100亿的人口，加上粮食供应会受到一些不可预测的短期冲击，以至长期气候变化加剧对土地水源的影响，环球农业将面临巨大的考验，对丰富和廉价食品的供应造成严重压力。香港90%以上的食品供应是从国外进口，所以700多万人口的粮食安全，长远来看亦会备受冲击。

本文将探讨本港未来再工业化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Agtech）是结合农业与技术，利用科技创造新的耕作方式，如室内农业和鱼菜共生的可持续生产模式。透过最新的资讯科技，包括物联网、感测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等解决方案，提升农产品质素及生产效率，从而纾缓劳动力短缺、水和土地管理以及害虫等问题。

农业「金库」成必争之地

为确保粮食安全，各国政府要克服的问题不胜枚举，并与不同的政府部门息息相关──范围涉及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改善粮食供应的经济政策，以至善用粮食，从而提升市民营养的公共卫生政策。但归根究柢，如果农业生产的增幅无法追上全球需求的预期增长，粮食和农业原材料价格将会飙升，弱势社群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而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在贫穷国家已陆续出现粮食短缺及饥荒问题。

有见及此，投资者已为这巨大的挑战作好长远准备，投资一些将有助解决全球食物危机的初创公司。其中香港的维港投资重点关注农业及合成生物科技，例如推出「无奶雪糕」的人造奶生产商PerfectDay及「素肉」制造商ImpossibleFoods。根据Plant Based Foods Association的数据，尽管今年经济不稳，然而美国植物性食品和饮料零售销售额的增长速度是普通食品的3倍，销售额在过去3年增加达54%，2021年更达至新高的74亿美元。

放诸四海，我们也可看到许多企业愈来愈注重关于未来食物的投资。在英国，M&S马莎百货与Infarm合作，在7家商店试验种植新鲜草药系列。杂货物流技术公司Ocado已投资1700万英镑创建自家的垂直农场，并在其配送中心旁边种植草药和蔬菜。这些企业均渴望能更接近消费者，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减少其碳足迹。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公司Sustenir，在实验室应用垂直农业种植非本土农作物（如草莓和芝麻菜），减少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及在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Sustenir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LED照明系统，在实验室内种植，除了可以应付当地的需求，亦有助减少食物浪费。最近这家初创公司已扩展至香港，在屯门工厂生产两种羽衣甘蓝。

按香港特区政府2017年的统计，全港共有4400公顷农地，当中有3700公顷为荒废农地，因此，政府急需善用这些土地，以解决香港经济刻不容缓的发展问题。香港寸金尺土，所以应善用荒废的农地以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香港要再发展农业，并非重回昔日的传统农业，而是应以都市农业为发展目标，并以此为本港再工业化的其中一环。

为下一代建可持续粮食系统

本港近年兴起了水耕耕作方法，本地科企FarmacyHK进驻工厂大厦，并研发了全环控智能移动水耕种植机，只使用一个冻柜便能生产各式香草和蔬菜。水耕种植法的耗电耗水量低，比传统农业减少90%用水，配合物联网技术，利用感应器控制光、空气和营养度，全天候遥距监控种植情况，有助解决农地短缺和水资源问题。

现时渔护署与蔬菜统营处在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设立了全环控水耕研发中心，研究农业应用先进的水耕栽培技术，收成期相比于一般蔬菜快一倍，由播种起计21天便可收割。惟设置相关仪器成本和保养成本以千万计，价格非常高昂，普通的中小企或农民难以负担。该项目为了收支平衡，所以专注于售价较高的即食沙律菜，然而如没有足够的资金，很难扩大规模。政府应加大上述投资及对业界的支援，并设立「智能化」农业优先区，以确保香港在未来日益不稳的天气情况下仍能有稳定的农作物供应量。

香港消费者亦对环保食品、「责任消费」意识和企业ESG（环境、社会、企业管治）表现日渐重视，对食物的可持续发展也愈趋关注。根据消费者委员会2020年可持续消费调查，87%的市民表示愿意支付额外5%或更多的费用购买环保或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然而，超过三分一的市民认为香港市场上的此类产品并不足够。最大的障碍是「没有足够资讯」、「太昂贵」和「不容易获得」。如政府在可持续消费上作出更多行动，便可鼓励市民支持及促进可持续消费。

为了永续经济、食物安全及责任消费，香港政策决策者应重视如何在港支持农业科技，培育人才，为有意创新者提供平台，以推动经济多元化之余，确保食品安全，达至足以维持本港甚至区内人口需求的农业生产规模。这个愿景有赖政府、商界、农业利益相关者、环保团体以及教育机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邓希炜教授
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作为妇女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早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已获通过。然而据世界经济论坛于2021年3月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性别平等进展受新冠肺炎影响而遭遇挫折，距离达标为期135年，较2019年的预期推迟36年。疫情中女性不但失业率高于男性，由于学校停课，更加重其照顾子女的责任。

事实上，解决性别不平等不但是社会问题，也关乎经济表现。因为提升女性地位所作的投资可创造就业机会和提升本地生产总值（GDP），从而有助促进经济发展甚至竞争力。

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任何成员国若能把劳动力中性别差距缩减50%，就能在2030年让国内的GDP提升6%左右，足见性别平等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失衡导致迟婚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逐渐提高，加上男女比例失衡扩大，适婚男性人数减少，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不易物色对象，遑论觅得配偶。 「经济独立假设」（Economic Independence Hypothesis）指出，教育和工作成就高是削弱婚配机会的关键理由，原因是传统的家庭分工取决于夫妻之间的生产力比较优势。女性学历或社会地位愈高，迟婚倾向也愈明显。

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2022年7月的香港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两性比例较5年前进一步失衡。如【表】所示，每1000名女性仅得910名男性，相对于2016年，每1000名女性有925名男性，差距进一步扩大。此外，2021年男、女劳动人口分别是1923100人和1947300人，女性劳动人数首次超越男性。女性初婚年龄升至30.6岁，初次生育年龄延迟至32.6岁，生育率亦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Wong（2005年）对香港女性初婚年龄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进行研究，结果与「人力资本假设」（human capital hypothesis）一致：学业和事业较有成就的女性倾向于迟婚。本地女性在教育和工作成就方面取得的进步，对于有关整体经济转型对初婚年龄有何影响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年轻人愈来愈迟婚，尤其因为女性在事业上的参与度增加。从Yousefy和Baratali（2011年）的调查结果可见，拥有较高学历的女性享有较高职位，大大有助事业发展。

平权理论基础

1960和197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期间，女权主义理论取得良好进展。女性劳动参与及社会地位提升之余，促进平等机会的法律渐获社会重视，对女性经济地位的研究亦日益重要。女性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重点包括：一、在性别平等上更全面地理解支持生活和社会供给的过程，将性别理解为一个基本经济类别。二、重视无偿家务和育儿工作。三、重视社会整体福祉。四、将伦理标准纳入经济分析。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女性主义经济学质疑「独立」的概念，因为生活上需要人们彼此照顾；不仅将性别作为分析中的一个「变量」看待，更视之为世界经济运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科技赋权作用

Chinoda等（2021年）就2011年、 2014年和2017年期间25个非洲国家之中的金融技术、金融包容性和收入不均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包容性有效地调节了收入不均。 Loko与Yang（2022年）利用全球114个经济体的新型金融科技数据，发现金融科技显著改善了女性的就业福利，并减低性别不平等。

首先，数码金融工具有助传统金融体系以外的人群受益。根据世界银行集团最新的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数数据库（Global Findex Database），现时仍有超过10亿女性无法使用金融系统，超过70%的女性无法获得金融服务。金融科技有望为女性在金融服务上提供更大的便利、隐私和安全性。

其次，利用替代数据，如数码平台上关于消费者的讯息，金融科技可供贷款提供者在不依赖信用报告或评分的情况下，作出贷款决策，为女性申请人提供较灵活的服务。

再者，据国际金融公司本年估计，全球女性足以填补总值3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许多基于「大数据、小额信贷」理念的金融科技平台，可借创造讯息资本以减轻资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和放宽抵押要求，给予女性经济赋权和创业机会，扩大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及其在商界的领导地位。

平权努力方向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一份报告，探讨各国对性别平等的看法及对未来的期望，发现颇多人认为当工作稀缺时，男性应比女性获得较多工作机会，但大多数人对本国性别平等的未来感到乐观。在接受调查的34个国家中，平均有75%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女性最终可能拥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只有5%相信本国女性已经获得平等。至于对性别平等的期望，男性往往比女性乐观；例如日本77%的男性（相对于58%的女性）表示，本国女性最终会或已经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调查中对性别平等持乐观态度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的国家，仅得尼日利亚和菲律宾两国。

Equileap（2019年）就女性劳动力、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性别平衡、同工同酬、育儿假、非歧视性招聘和晋升，以及供应链安全等综合因素，对全球3000多家上市公司进行性别平等研究。结果显示，在亚洲地区中，新加坡企业整体表现最佳，性别平等率为42%，日本企业为35%，香港为29%，皆远低于53%的全球基准。

至于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平衡，新加坡和香港公司的比率分别为47.3%和42.5%，高于41.7%的全球基准；日本公司为40.4%，略低于全球基准。

任职高级管理层方面，新加坡和香港公司分别为33.7%和31.1%，略高于31%的全球基准；日本公司只得16.2%，远低于全球基准。

至于在董事局的代表性方面，新加坡、日本和香港分别为17.5%、12.3%和15.3%，皆远低于34.2%的全球基准。

同工同酬和性别薪酬差距是经济平等的关键指标。一些国家如英国和冰岛，已强制要求报告性别薪酬差距，以提高透明度。实现性别平等能为公司带来「性别红利」（gender dividend），即通过对女性的投资而取得的经济增长。举例来说，生育率较低可减轻女性的育儿负担，以便腾出时间从事其他活动。另有研究显示，性别多元化的企业，较能实现高于趋势的回报和较低的风险。

总括而言，促进性别平等可以达致性别多元化，为两性和社会带来好处。公平、平等和正义是人权的基础，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而性别平等有助于缔造一个破除界限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动力；通过提高就业和生产力，积极应对人口老化相关的挑战。

参考文献：

Chinoda T., Mashamba, T., and Vivian, A.（2021）, “Fintech,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Nexus in Africa”, Cogent Economics & Finance 9（1）.

Equileap. 2019）, “Gender Equality in Japan, Hong Kong & Singapore”, Special Report, March 2019.

Horowitz J., and Fetterolf J.（2020）, “Worldwide Optimism About Future of Gender Equality”, Pew Research Center.

Loko B., and Yang Y.（2022）, “Fintech, Female Employment, and Gender Inequality”, IMF Working Paper.

Wong O. M. H.（2005）, “The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he Age at First Marriage among Wome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6（4）, 529-550.

Yousefy A., and Baratali M.（2011）, “Women, Employ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schooling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5, 3861-3869.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首席讲师（金融学）

章颖芝女士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气候变化威胁地球食水供应、减少农业生产、危及沿海地区、损害人类健康，并使生态系统恶化。极端天气造成的过度死亡，更被认为是一大灾难性后果。据2017年发表于《科学》（Science）期刊的一篇文章估计，到二十一世纪末，极端气候带来的超额死亡成本可能占美国气候灾难损失总额约70%之多。

决策者的困局

为了应对极端气候势将带来的超额死亡，政策制定者有两大核心工具可用：一、减缓气候变化政策（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olicy），即通过降低能源的生产和消耗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二、适应气候变化政策（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olicy），比如天气寒冷之际，提供廉价取暖能源；夏季时则在公共场所和家居进一步普及空调等。2016年，《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一篇文章估计，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空调的普及，美国人死于酷热的风险下降了75%。

然而，若把这两大政策一并检视，就会发现一个两难局面。为了缓解气候变化，决策者通常认为必须减少能源和电力消耗，很多国家亦采取了相关政策，包括阶梯电价（电价随用电量递增）、节能补贴和拉闸限电。然而，消耗能源和电力亦是适应极端气候的必要手段，因此那些抑制能源、电力消耗的政策，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健康成本。笔者在近期一项研究中，聚焦日本在福岛核事故后的大规模节能政策如何影响死亡率，并探讨决策者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化」两大政策目标之间应如何取舍。

可供参考福岛核灾经验

日本是一个极度依赖核电的国家，在福岛核事故前，全国约30%电力是核电。在核泄漏灾难发生以后，由于公众对核电的恐慌加剧，日本政府逐渐关停所有核电站，结果导致电力严重短缺；再者，为了防止大规模停电，在不同地区制定相应的节电目标，鼓励市民减少用电。由于不同地区对核电站的依赖程度和关闭时段不同，因此节电目标也因地区和时间而异。例如，由福岛发电厂供电的东京地区，政府在2011年定下15%的节能目标。相比之下，由于冲绳群岛不使用核电，因此并无相应节能目标。

日本节能政策涵盖各个方面，从而推动了整体社会的广泛参与。地方政府、公用事业机构、家庭、企业和学校等都有参与政策的实行。鼓励节电节能的指引由中央政府直接向各方发布，并通过电视频道、新闻媒体和政府网站进行广泛宣传。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夏季期间市民使用空调的用电量占很大部分，为了鼓励减少使用空调，政府建议尽可能改用风扇；即使必须使用，亦建议将空调温度维持在摄氏28度。此外，节能措施亦包含鼓励减少使用其他电子设备，例如将电子马桶盖设定为「节能模式」（尽管预计仅能减少1%的家庭用电量）。

虽然上述措施并非强制性，但日本的节能政策成功地改变家庭和个人原有的用电模式。据抽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在福岛事故发生后的第一个夏季，东京和日本东北地区的空调设定平均温度从摄氏24.1度上升到26.4度。笔者的研究发现，节能目标较高的地区（如东京），其社会耗电量也会因为更严格的节能政策而降幅更大。

日本这次大规模节能政策可视为一次难得的「自然实验」，以供我们权衡如何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化」两者之间取舍。从宏观角度而言，日本能够大规模减少能源、电力消耗，无疑有助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但由于限制了人们适应极端天气的能力，则可能产生意外的健康成本。

在搜集和分析了日本在2008至2015年间各地区的死亡、天气、节能目标等资料后，笔者与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合作者Takanao Tanaka在研究中发现，节能政策会加剧极端温度对死亡率的影响：在节能目标较高的地区，更多人死于极端高温或低温。由于日本节能政策主要强调要在夏季节约用电，高温带来的死亡风险上升最为明显。具体来说，我们的测算表明，日本大规模的节能政策造成与高温相关的死亡风险增加了约3倍，导致每年超过7700人超额死亡。

气候对策如何取舍

这些研究结果对我国制定气候变化政策设计和管理有重要启示。首先，决策者应明白，至少在短期内，气候减缓政策和减缓气候变化政策之间存在矛盾。节能政策可以降低未来的气候灾害风险，从而挽救更多未来的生命；然而，即使对于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大规模的节能运动也会因为显着限制个人适应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而导致当前更多人死亡。笔者认为，决策者应该尽量避免为求减缓未来的气候变化，就制定现时可能影响市民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

同样，其他一些被广泛接受的节能措施，也会因为同一原因，而造成不可忽视的副作用。这些措施可能包括：阶梯电价、拉闸限电、节能补贴、道德规劝（号召减少空调使用的宣传）等等。近年来，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内地不少城市制定了限制空调使用以及其他能耗的措施，可能会带来与日本节能政策类似的结果。对比日本，我国很多地区医疗资源还很稀缺，且面对高温等更加频繁的气候灾害，如果政策上进一步限制居民的基本能耗需求，不仅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生产率损失，更可能酿成超额的死亡。

那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笔者认为，政策制定者需要把能源电力生产和消耗区分处理，电力需求要少限制，生产则要更清洁。具体来说，在需求方面，政策制定者必须保障并继续扩大市民的基本能源和电力需求，而不是加以抑制。在供给方面，则应大力推展电力生产结构改革、增加太阳能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比重，并配置相应的储能设施。同时，还要积极推广和普及高效能生产技术和产品，实现用同额电量以满足更多需求。

在宏观层面，气候变化政策不应该限制市民基本能源、电力消耗，而应该通过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来减少发电过程中的碳排放、并降绿色能源成本，让大众能更好地适应极端气候，迎来更舒适的生活。

何国俊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日前，港大经管学院召集对经济政策研究感兴趣的学者，为香港的经济未来出谋划策。笔者和同事邓希炜教授主动请缨，研究香港如何创造更多优质工作这一课题。笔者走访了学术社群、金融圈以及产业界的多位朋友，交流彼此看法，发现其中对香港经济所持观点迥异，甚至多有误解。笔者将之梳理为以下五大认识误区，并一抒己见，逐点澄清。

误区1： 经济问题只须稳保本地生产总值（GDP）增长就能迎刃而解

众所周知，香港过去几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更令整体经济雪上加霜，以致出现连连收缩的窘况。

有人乐观地认为，只要疫情雨过天青，加上这些年积累的社会问题处理得当，本港经济定能恢复稳健增长，相关问题也可一一迎刃而解。诚然，从金融、商机、就业等方面在疫情中的表现来看，特区确实家底厚实，疫后经济复苏自是顺理成章。

然而，绝对不容忽视的是根本结构性问题：现有产业基础带动不了社会共同富裕，同时又缺乏促进经济持续向上、大规模创造优质工作的新产业。除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的奇迹再现，否则大多数人收入停滞不前、贫富更趋悬殊等仍是棘手的难题；可惜高增长的黄金年代不可复制，港人不可能「躺赢」。

依笔者之见，应通过提升产业品质来实现经济转型，以金融业、高端服务业（包括专业服务和教育），以及新兴科技产业（以医疗生物和资讯技术为核心）为三大支柱，来扩大优质工作在劳动力市场的比重。

误区2： 香港在经济上渐被内地城市取代

笔者认识的经济本土派人士，常常埋怨内地城市挖香港经济墙脚之余，又生恐特区与内地城市竞争时落败。这种心态大可不必。中国的全方位开放以及内地城市相继崛兴，无疑打破了香港在国际产品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但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全球分工合作的大势之下，经济发达城市无一不饱受市场竞争的洗礼。值得庆幸的是，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演化中，香港形成了与内地所有城市截然不同的产业结构，并且拥有一篮子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与内地城市并不存在经济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香港的产业结构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内地城市偷不走香港的优质工作，而香港也生搬不来内地城市的企业。香港理应借助内地经济的崛起，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聚集效应，来带动自身经济发展。除了一如过往，致力吸引外地企业来港融资上市，香港还须充分利用内地市场，解决本港因高端产品和服务需求不足而令供应受压的问题。笔者一直强调，香港尤应借助内地的人力资本储备，促进本港与大湾区内人才市场的融合，借此克服经济转型的瓶颈。

误区3： 金融业仍是香港经济和优质工作的主要引擎

过去几年，尽管香港经济屡受冲击，金融业却表现不俗，保持上升的势头。资料显示，自2009年以来，金融业在GDP的比重从15%渐升至20%，而金融从业员的收入也远远高于全港平均工资水平。但若从带动香港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却嫌守成有余，创新不足。

香港金融业近两年能够逆流而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美关系僵化所导致的中资股回流。日后情况如何？其一，如果中美经济彻底脱钩，中国企业对国际资本的需求将会急剧下降，赴港融资也就无足轻重。其二，要是中美经济重拾正轨，中国企业则未必选择在港上市。可见目前靠中资股回流造成的金融旺市，并非长久之计。

金融业属于供应链极短的行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溢出效应很小，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可以在上下游企业形成联动效应。目前，金融业相关职位在香港整体就业所占比例约为10%，估计已达上限，很难再赖以创造大量优质工作，而必须靠升级服务业和高端科技型制造业。

眼下极为热门的金融科技能否成为香港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尚属未知之数。金融科技能否在一个地方生根落地，关键不在科技，而在于灵活的金融制度以及恰到好处的监管。香港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误区4： 高科技产业对香港经济无非锦上添花

过去10年，特区政府以及实业界人士虽已意识到，香港未能追赶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其科技产业的发展不仅比不上传统的国际大都会，甚至落后于内地的新兴城市。但不少人仍然认为，高科技产业纯属锦上添花，对香港经济无关宏旨。香港的研究发展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虽已从2001年的0.5%增至2020年的1%左右，但仍远低于新加坡（1.94%）、南韩（3.26%）和日本（2.82%）；与北京（6.3%）、上海（4.1%）、深圳（4.2%）、广州（3.2%）相比，更是望尘莫及。碍于「锦上添花」的思维，香港要借高科技产业实现经济转型，实在举步维艰。

笔者认为，香港应把高科技产业的振兴与经济发展切实挂钩。一些政府官员口中所谓「智慧城市」、「创意城市」，其实缺乏经济发展的内涵。作为国家资讯产业布局的一部分，香港特区在资讯及通讯行业有一定基础，但在数码技术则毫无优势。数码产业或可为一些行业（如金融业）提供辅助性的技术支持，却不太可能成为经济主流。反而生物制药、医疗器械以及新型材料堪称实实在在的产业亮点。当务之急，社会须就足以带动经济发展的高科技产业达成共识。

误区5： 经济转型应顺其自然而毋须政府调控

自由经济体的转型，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自会逐渐形成，政府不应横加干预。此一观点在香港深入人心。笔者也素来反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然而，针对香港经济转型以下三方面的特殊性，特区政府必须加大对经济调控的力度。

首先，香港的经济转型涉及科技产业的发展和优质工作的创造，两者都极具正面界外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y），亦即对其他行业和职位带来利益。私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投资决策不会主动内在化这些界外效应，导致研发不足、优质职位过少。这需要政府通过各种灵活的政策工具（如补贴、外判、研发合作），进行适当介入。在这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经济体都有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其次，尽管资金充裕，香港仍然缺乏发展创科产业的软环境，创科投资始终未成气候。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香港拥有发达的金融业，也不乏敢于冒险的创业家，但专业的风险投资却寥寥无几，严重窒碍了初创企业的发展。这是科创软环境不足的表现。香港的另一个软肋是高科技专才储备总量不足，人才市场缺乏流动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特区政府积极出台鼓励创新的政策，帮助企业破除种种障碍，并且加大软硬基础建设的投资，以便吸引科技人才、风险资本和企业家。

最后，香港的经济转型离不开与内地合作，尤其是大湾区城市，关键在于特区政府与内地地方政府的协调互动。毋庸置疑，香港在经济发展上先行一步，在体制上也占优，但在经济管理的某些方面却比内地政府缺乏经验。例如在引进跨国公司、吸引人才、扶持高科技等方面，特区政府不妨向上海、深圳等地取经。

笔者冀望本文的分析可收抛砖引玉之效，激发社会上心系特区未来发展的各界人士广泛讨论，尽快为香港经济转型找到共同戮力的方向。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鉴于金融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各大经济体逐步迈向数码化转型，我们预期在可见的未来，央行将由发行实体现金转向发行数码货币，并将其普及化。事实上，在近几十年的批发性支付系统内，银行接受央行数码货币的情况已屡见不鲜。谢国生博士与何敏淙先生在2021年9月29日的〈龙虎山下〉专栏中撰文解释了央行数码货币（CBDC）的发展已经蓄势待发，读者可前往参考这篇富启发性的文章。

目前，在多个大型央行的数码货币计划当中，中国的数码人民币项目或许最受瞩目，该计划正在试验阶段，国家亦逐步推广中。根据新华社报道，截至今年5月底，数码人民币的累计交易金额已达到约830亿元人民币（约123.3亿美元）。国内已开通了电子人民币业务的营运单位达457万个，而国外各大经济体亦处于货币数码化的过渡期。譬如在2017年，由于使用现金作零售支付的情况减少，瑞典央行开始试行一种名为「电子克朗」的央行数码货币。在巴哈马，由于地理原因使转移实体现金的成本相对较高，推广电子支付不仅可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亦可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其他八十余家央行类似，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在研究推出数码货币「电子港币」（e-HKD）的可行性。种种迹象表明，央行数码货币在不远的未来将得到广泛的推广实施。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21年的资料，学术界已经针对引入央行数码货币对宏观经济将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此类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发行央行数码货币对于商业银行的总体贷款及投资的影响、对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以及数码货币作为新型货币政策的可能性。本文也将探讨引进央行数码货币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并重点讨论其如何作为新型政策工具。

宽限期后贬值 刺激消费

笔者相信，当数码货币实现完全程式化后，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率并减轻其副作用。假设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或印钞以筹集资金，并用这笔钱向其公民发放经济补贴（stimulus check）；若要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该举措有两大潜在隐患：其一，人们可能并不愿意立即花掉收到的补贴。其二，他们如若在收到补助后马上消费，经济将面临通胀压力。

现在假设有两种版本央行数码货币，为了论述方便，我们称其为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和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与纸币的汇率为一兑一。然而，公民收到的经济补贴是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其内置程序如下：倘若接收方在收到货币后一定的宽限期内（比如两周）进行消费，那么该笔补贴可以按其面值接收。但是，如果接收方没有在这段时间内使用，该笔补贴将在宽限期后开始贬值，比如以每周10%的比例贬值。该宽限期后自我贬值程序，旨在激励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持有者在短期内进行消费。一旦商家接收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宽限期将重置为两周。

由于商家可能并不想保留会自动贬值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它可以转换为不贬值的数码货币。为了达成这点，还需要建立一个实时数码兑换系统，以供人们进行汇兑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与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

由于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在宽限期后自动贬值的特点，其汇率将不再是一兑一，而是由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实时供需决定。因此，以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计算的产品价格将会高于以实体货币或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计算。当下一组消费者收到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时，将再一次激励他们在宽限期内使用该货币。由此，程序化的宽限期除了达到传统刺激型补贴的效应外，更可额外刺激消费。随着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持续由消费者转手到商家，再由商家通过兑换市场回到消费者手中，这将会有效地持续刺激消费。

总额自动缩减 纾缓通胀

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具备另一优势，在刺激同一消费水平的前提下，它将带来相对较小的通胀压力，因为总有部分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持有者无法在两周宽限期内完全花光该笔数码货币，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总额将逐步减少，直到政府注入更多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

倘若注入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并未达成促进消费的目的，也就意味数码货币并未频繁地转手，同时货币持有者并未在宽限期内花光货币。在此情形下，该轮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将迅速缩减，通胀压力极其有限。

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自动贬值宽限期，与香港政府发布消费券的有效期有类似的激励机制。不同的是，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将通过兑换市场流通回到消费者手中，并将继续激励未来的货币持有者进行消费。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两种数码货币之间存在着兑换市场，且其中一种是可程式化的。

分析交易讯息 兼保私隐

让中央银行数码货币程式化并不是崭新的概念。例如，英伦银行今年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到，这可以通过基于分布式分类账技术（DLT）的智能合约来完成。

简单而言，这些合同的逻辑就是「如果X发生，则将Y支付给Z」。本文提议的新概念，是将智能合约不限于为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编写一个宽限期，还需要在每次消费行为产生之后重置宽限期，并建立两种版本与实体货币非一比一固定汇率的央行数码货币体系。

虽然笔者倡导央行考虑研究该种形式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我们也注意到建立该系统实际上存在尚未克服的技术问题。除了建立额外交易市场所涉及的技术问题以外，另有一个潜在问题是可能出现虚假交易以延长宽限期。

笔者相信此类问题会有相应对策，因为虚假交易可能会对提供此类服务的商家产生收入和税收上的影响，而政府亦可立法规管此类虚假交易，防止有关问题发生。

在设计央行数码货币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如何恰当利用用户数据，以及需要保护私隐的数据级别。

国际清算银行去年指出，私隐不等同于匿名，而通过利用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 proof）的软件系统，央行数码货币系统可以在保护消费者私隐的前提下，分析匿名交易历史以获得更多的讯息。笔者在本文所提出的央行数码货币设计特征并没有太多私隐问题，我们所需要跟踪的是与每个数码货币单位相关的交易历史，而非每个用户的交易纪录。

结论

笔者相信，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发行，有助许多新的政策工具和商业用途的发展。在本文中，笔者仅是提出了一种利用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以实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案例，央行数码货币进行程式化将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參考文章：

Bank of England,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design”, Bank of England Discussion Paper, March 2022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motives, economic implications and the research frontier”, BIS Working Papers, No. 976, November 2021

〈数码货币 蓄势待发〉，谢国生、何敏淙，《信报》，2021年9月29日

Xinhua, “China’s digital yuan transactions hit 83 bln yuan”, english.news.cn, July 14, 2022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孟晓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研究助理教授（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年初历经Omicron第五波疫情，香港估计可能已有400万人染疫。4月下旬，防疫政策放宽后，本地经济逐步恢复，现在正是检视防疫策略的好时机。综观国际，防疫策略大致有二：一是零确诊，重点是减低确诊个案，检疫需时较长；二是随机应变，按疫情起伏而增减防疫措施，尽量纾缓对公共医疗系统的压力。

在「动态清零」与复兴经济的十字路口，究竟应如何抉择？下文将以感染死亡率数据加以分析。

复苏流于片面

「动态」是视乎具体情况作出应变，以最小成本达到最大防疫效益；「清零」则将缓解疫情置于首位，结果严重窒碍经济活动，社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部分国家宁取「与病毒共存」方式，透过提升疫苗接种率和自然免疫，利用群体免疫减低对经济、民生的影响。今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考虑到病毒现在的特性及对未来的预期，「清零」策略不可持续，尤其是目前对病毒的认识较深入，在已有多种有效抗疫工具可供使用的大前提下，可过渡到另一种策略。

2021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在访港后公布评估，认为特区经济虽然复苏强劲，但「清零」政策令不同界别的复苏步伐不一，并预测2021和2022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6.4%和3%；可见社交距离措施并非零成本，摩根士丹利更将香港今年GDP增长预测下调至2.5%。

收放因时制宜

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可分为疫苗供港前后两个阶段。美国卫生数据显示，在疫苗面世前「清零」是最佳防疫策略。如【表1】所示，2021年3月期间采取「清零」策略的国家（如中国、澳洲、纽西兰）的死亡率明显较采取缓疫策略的国家（如挪威、丹麦、英国、美国）为低，可见当时「清零」策略较具优势。

当有效疫苗面世后，第三种防疫策略就是提高人口接种疫苗比率，特别是最高风险的老弱社群，继而利用防疫措施缓和最后一波疫情，迈向成为「受控的风土病」或「与病毒共存」。数据反映在疫苗面世后，推行「清零」为短期政策的国家，现在须着重提高疫苗接种率，以提高整体社会免疫力。

2022年4月，市面有各种新冠疫苗供应，期间采取上述两类防疫策略的国家，其感染死亡率的增幅和差距大幅收窄。「清零」国家的先前优势已失，香港的累积死亡率尤其高，与采取自然免疫的国家大致相若【表1】。

资料来源：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SSE COVID-19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deaths）

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早前表示，根据数据可以肯定现在主流病毒株Omicron的传播力高，但杀伤力和死亡率都不及变种病毒Delta。美国的研究显示，Omicron的轻症占比为99.78%、重症占比0.05%。香港自第五波疫情起，共录得9248宗死亡个案，从不同年龄组别和疫苗接种剂量的死亡率可见，疫苗能有效降低死亡率【表2】。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截至2022年7月19日）

《自然》杂志2021年2月发表一项问卷调查结果，大部分接受访问的科学家都认为，新冠大流行最终将转变成地方性的流行病，杀伤力也会逐渐减弱。

针对死亡率较高的Alpha、Beta、Delta等新冠病毒，「清零」策略可争取较多时间让市民接种疫苗，但到底并非长久之计，因感染风险永远无法消除，只能减低。长远而言，与全球接轨的本地行业（包括航运、外贸、金融）将受重创，亦会有损于香港作为中国内地和国际社会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当下亟需更加灵活与可持续的防疫政策，在保护医疗系统及医护人员的同时，不致妨碍社会经济活动。提高疫苗接种率，最终过渡到「与病毒共存」，看来是实际可行的长期解决方案。

通关至关重要

上海得以实施严格防疫政策，关键之一是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无论是农产品生产或零售商业活动，内需市场的循环可用来弥补疫情所造成的国际贸易停滞。反观香港的经济定位则有所不同，作为接通世界的重要桥梁、航运中心以及国际金融中心，都必须确保同时与中国内地和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

近日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及孔繁毅等撰文指出，鉴于夏季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较低时期，因而是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合适时机，可容社区出现低度传播，以便在冬季前达致较佳的疫苗接种和遭受感染产生「混合免疫屏障」，实现防疫措施「软着陆」。

文中亦引述新加坡经验；若香港完全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入境旅客全部居家检疫，则单日确诊个案可能达到3000至2.1万宗。专家顾问认为，围封强检的成本高，建议当局弃用；由于内地仍维持「清零」政策，顾问建议本港可先与海外通关，并提出相关措施，例如抵港旅客的酒店检疫逐步转为家居检疫，抵港后首7日禁止到食肆、酒吧。

美国药厂莫德纳（Moderna）计划在香港推出针对Omicron的疫苗，并称最快今年第四季可提供至少800万剂。虽然有新一代疫苗面世，但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临床运筹学部门负责人帕格尔（Christina Pagel）警告，新冠肺炎不是「超级流感」，感染死亡率即使在疫苗、治疗和自身免疫力作用下逐渐降低，但它对心、肺和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较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来得严重，长期症状发病率也较高。

至于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除了疫苗接种和药物研发外，市民还需要做什么？帕格尔认为，新冠病毒在不断变异的过程中日趋温和，疫苗和治疗方式应加以配合。此外，亦须建立相应的监测和防疫系统，重构生活方式，让新冠病毒传播得以有效控制，并强调疫苗虽可有效减低严重病症和死亡个案，但对防止感染和轻症则效力较弱，目前不宜完全解除防疫限制，以免大量曾确诊的康复者面临重复感染的风险。

务须计出万全

全球医学界已达成新冠病毒不会在世界上消失的共识，社会必须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之道。正当大部分国家已经实行群体免疫政策，一待香港全面对外开放，任何变种病毒都有机会传入，从而产生「解禁回潮」（Exit Wave），即放宽防疫限制措施而导致确诊病例再度激增的现象。

归根究柢，因应上述疫情发展和环球趋势，特区政府当务之急，在针对屡现变种病毒而制定可持续抗疫政策之余，应有序恢复与内地和国际通关，从速提振本港开放型经济。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教学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过去一年，油价升势不止。继欧洲联盟委员会于3月8日建议各国政府可就能源企业的收入进行征税后，美国国会上月推动对石油巨企开征「石油暴利税」（Big Oil Windfall Profits Tax），总统经济顾问Bharat Ramamurti提出应考虑征收此税的建议，拜登更公开批评埃克森美孚「今年赚钱多过上帝」（made more money than God this year）。

欧美加税来由

无独有偶，英国政府已于5月26日宣布，未来3年将向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征收25%的能源利润税，同期出台一项150亿英镑的计划，向难以承担能源费用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援【注】。自能源价格开始飙升以来，保加利亚、意大利、罗马尼亚、西班牙等国已经对能源业加征新税。

正当世界经济从疫情中逐渐恢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导致能源价格急升，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刚刚公布了6月的通货膨胀，较去年同期大增9.1%，是自1981年11月以来最大增幅。欧罗区的通货膨胀率也较去年上升8.6%；该区能源消费价格指数则已达199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每加仑的汽油平均价自2020年至今年的升幅多达60%，对民众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穷人尤甚。这无疑是多国政府针对石油和天然气巨企征收暴利税的一个主要原因。

决策中西有别

中国内地也有类似征税，名为「石油特别收益金」，即国内原油销售价格超过一定水平之际，国家就按一定比例，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原油所获的超额收入加征税收。 2015年，财政部将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提高到65美元，实行五级超额累进【表】。

石油特别收益金可以协调石油行业内部上下游利益。当原油价格高涨，对上游企业征收特别收益金，其所得的部分利润将调节至下游企业，均衡行业内利益分配，可以避免将原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和英美及欧洲各国现在推出的暴利税不同，中国的石油企业是否需要缴纳特别收益金，以及缴纳的数额，皆取决于原油价格，因此，相关企业大多可以做到预先筹谋。但西方近期的暴利税则由国会或者立法机构提出，法例内容和征收办法受议员的经济观点与政治取向所影响，能源业难以事先估计。

「暴利」从何说起

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固然已为消费者带来沉重负担，但因此而决定征收「石油暴利税」是否合适呢？

所谓「暴利税」，英文是Windfall tax，Windfall指一大笔不劳而获的横财，然而石油企业的「暴利」真的是不劳而获吗？石油行业生意得以好转，乃是今年全球经济复苏后出现的现象。事实上，包括石油行业在内的大多数行业，前两年的业绩都极为惨淡。 2020年5月的纽约期油价格一度跌至每桶-40.32美元，为史上首次油价跌至负数。经营一盘生意，总难免有高低起跌，政府在石油业好景的时候对其征收暴利税，那么在行业深陷谷底之时，又会否打算为其提供补贴呢？

若石油企业生意转佳，就向其收取临时特别收益金；如果制药企业成功推出医治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苗，获得了超额利润，是否也应对其加征疫苗暴利税？

正如前述，最近石油价格高涨，是受全球经济复苏和俄乌战争影响所致；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不愿意流向化石能源行业，这会导致未来原油价格长期偏高。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提供5年来全球能源投资状况【图1】，能源投资从2017年渐趋下降。

此外，国际能源组织将2022年与2019年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投资变化作一比较【图2】。各国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都降低了对传统石油和天然气活动的投资。

当前各国纷纷提倡以绿色能源取代化石能源。荷兰法院下令要求荷兰皇家蚬壳（Royal Dutch Shell）在2030年前将全球净碳排放量减少45%。今年4月，Global Witness and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发表研究报告，预期国际能源巨企蚬壳、埃克森美孚、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等会投入8570亿欧罗于石油、天然气开发。企业除了备受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亦加以评论：投资在新的天然汽油田油井，是道德上和经济上的疯狂（moral and economic madness）。

问题症结所在

一方面批评石油企业不增加供应，另一方面又挑剔其增产投资破坏环保，这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

其实，近期所谓的「油价飙升」，是否确切无误？经济学家克鲁明（Paul Krugman）6月29日于推文中指出，近期油价虽较前几年高，也不过是达到历史高位。 【图3】中，纵轴是油价占消费物价的百分点（100×油价/消费物价指数），以实际价格计算。蓝色曲线显示变化趋势，红线则是最近的指数。

油价虽自2020年起一直攀升，但仍未触及20年来的历史最高位。克鲁明认为，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近10年来的燃油价格为什么偏低，而非油价现在为何偏高。

【註】：《歐洲多國競相開徵能源「暴利稅」》，中國新聞網，2022年6月4日

【表】：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參考文獻：

1. Fossil fuel firms set to spend more than 800bn on new oil and gas fields by 2030. Green News

2. IEA, Global energy investment, 2017-2022, IEA, Paris

3. Krugman, Paul, Twitter post

赵耀华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赵就琦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教学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