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伦敦经历了从全球贸易港口到离岸金融中心的深刻转型。1964年，伦敦位居欧洲三大港口之一，处理货物量高达6130万吨；但至1980年代，随着大型远洋船舶和集装箱技术的普及，当地封闭式码头在地理与设施上均难以适应新型货运需求，货物处理量大降至2500万吨，伦敦港口因而失落领导地位。

为应对转型压力，伦敦展现出卓越的适应能力。1982年，伦敦船坞区（London Docklands）被划为企业区，并成立发展公司，吸引了约7.2亿英镑的私人资本，用于建设现代基础设施和引入服务业。1990年代，重建完成的船坞区，特别是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更吸引大量跨国公司总部进驻，并发展出高效的物流、仓储与金融服务网路。伦敦逐步摆脱对传统货运的依赖，迈向多元化的全球服务与金融中心。

通过持续吸纳跨国资本与企业设点，伦敦不仅摆脱了对本地实体货物流的依赖，也成功维持了其作为全球资金、数据与专业服务流动枢纽的活力与战略价值。离岸地位赋予伦敦更大的制度与税务灵活性，使其能迅速调整政策以适应全球市场变化，并降低企业设立与运营成本。特别是在脱欧后，伦敦更加强调与非欧洲市场的金融与贸易合作，积极扩展其在新兴市场与多边框架下的影响力，进一步巩固其全球网络连接能力。此外，伦敦高度开放的资讯流通与法治环境，也提升了其作为资料、法务与技术服务集散地的吸引力，实现从“货物流”向“知识流”与“资本流”的升级转型。

今天的香港正面临类似的转折点。根据政府统计处数据，2025年首季，本地私人消费同比下降1.6%，消费市场呈现萎缩态势，经济结构亦显单一。特区政府虽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数据融合，努力实现经济多元化，但其间仍面临政策灵活性、金融创新能力、区位运用效率与综合服务整合等多重挑战。

筹划未来之际，香港必须综合历史、市场动能与地缘格局等因素，而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维持并扩大影响力，更须主动谋求转型，在政策制定与战略部署上融合自身优势。借鉴伦敦经验，当可有望在环球供应链中打造新型枢纽地位，笔者建议聚焦下列四大范畴。

政策灵活  服务全面

弹性而高效的政策环境是转型成功的先决条件。1986年“金融大爆炸”（financial Big Bang）是伦敦金融改革的重要节点。英国监管机构通过放宽金融管制、引入市场机制、开放服务领域，迅速激发了金融市场活力。伦敦随即吸引了大批国际金融机构，强化了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枢纽地位。伦敦金融城数据显示，如此改革后，当地国际银行数量大幅增加，金融交易显著活跃。

香港长期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理财原则，拥有成熟的金融监管制度，是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为进行转型提供了良好基础。要进一步巩固在国际供应链服务市场中的竞争力，香港不妨效法伦敦，加强在法律、税务、商业谘询各方面的专业服务支援，尤其是高增值供应链管理中日益复杂的跨境合规需求。

此外，清晰明确的政策预期机制同样不可或缺，以便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市场信心。例如由香港统计处定期发布政策动态与行业趋势报告，协助企业及时判断政策走向，类似伦敦改革初期所采用的资讯公开与市场沟通机制，这既有助增强市场信任，也能扩充香港在服务型经济中的协调能力。

金融创新  机不可失

冷战时期，苏联集团国家出于规避美国金融监管的考虑，将美元存放于伦敦银行体系，由此催生出活跃的欧洲美元市场。及至1970年代末，伦敦已吸纳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欧洲美元业务量，奠定其作为国际资本汇聚地的基础。香港也可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地缘与制度优势，进一步在金融和贸易方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近年来，人民币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香港凭借与内地的紧密联系，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数据，截至2025年4月底，人民币存款总额达到10309亿元。为扩大这一优势，香港亟需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推动数字化平台建设与跨境支付系统优化，拓宽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场景。

事实上，香港在金融科技一环已动作频频：近期推出的稳定币监管制度，使香港跻身世界首批确立虚拟资产支付牌照的司法辖区之列，增强了其在数字金融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在当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升高、全球对非美元资产配置需求日增的背景下，稳定币制度亦为香港提供了一项制度创新的窗口，有助于吸引寻求多元资产避险选项的国际投资者，并加强其作为资金中介平台的地位。同时，多家国际人工智能企业前来落户，带动区块链、遥感等前沿技术向金融服务延伸。金管局亦积极扩大数字人民币与“多种央行数码货币跨境网络”（mBridge）项目，在制度上为人民币国际化铺路。

香港更可深化与中东、东盟等地区的金融合作网络，推动更大范围的货币互换与金融产品对接，培育供应链融资生态。这一系列举措将有利于构建兼具技术优势与制度弹性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本港在全球供应链金融领域争取更大战略主动。

善用地利  融入国际

伦敦的地理位置优势不容忽视。位处欧洲与北美之间，归入格林威治时区，可同步覆盖亚欧美三大洲的交易时段，无疑是这座城市作为世界全天候金融兼贸易中心的天然条件。

香港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重要门户，背靠内地，东临东南亚，亦具备发展成为区域供应链与贸易服务中枢的地理优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香港在与相关国家合作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再者，积极申请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馀，也带来更广泛的市场接入与服务扩展机会。

至于制度层面，香港亦展现出高度的融合能力。2025年5月，《国际调解院公约》在此落地签署，标志着香港在全球法律服务体系中迈出关键一步。凭借“一国两制”下的普通法体系和中英双语环境，香港将国际调解机制引入供应链体系，为解决跨境争议提供高附加值服务。由此，香港不仅在传统物流节点中占据一席之地，更有望升级为国际法律与商业服务枢纽，与伦敦的发展轨迹形成良性呼应。

双向发展  服务四方

伦敦的成功不仅源于金融能力，也来自跨境贸易与资本流动方面的地位。自1970年代以来，伦敦通过灵活的金融政策招徕各地资本与企业总部落户，其高效的金融市场与港口物流功能相辅相成，为企业提供涵盖资金、物流与管理的系统服务。

香港完全拥有发展类似“双重枢纽”的潜质。作为亚洲顶尖金融中心，其金融体系高度开放；在港口、机场、物流与仓储方面亦具备坚固基础。未来，香港更可通过系统化推进供应链管理与服务升级，帮助企业实现流程优化与成本控制，从而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前来设立区域总部与管理中心。

在离岸人民币融资与结算方面，香港尤其应借鉴伦敦经验，以世界一流的金融与基础设施，为跨国企业提供整合式服务。当前，香港已与阿联酋、泰国等国家探索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跨境支付中的创新应用，这类协作可促进金融服务附加值及完善国际网络联通。

此外，香港应鼓励本地专业服务机构深化与国际市场的连接。在供应链管理、风险控制、税务谘询等领域打造产业生态，使其从服务平台向管理中枢升级，而成为国际企业拓展亚太市场的战略节点。

总的来说，在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香港正处于战略调整的关键时期。借鉴伦敦从传统港口城市向现代金融与服务中心的成功转型经验，香港可在制度、服务与科技等多个维度协同推进改革。在提升政策灵活性的同时，应强化供应链服务能力，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空间，并充分发挥地理与制度优势，构建系统化、多功能的跨国服务平台。

长远而言，香港不仅应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应以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为新支点，在全球经济版图中重塑核心角色。笔者相信，香港完全有能力通过一场深度转型，实现从“贸易中转”到“管理中枢”的跃升，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持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