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导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转眼已4年多，到今天仍然处在胶着状态。中美在2020年初签订第一阶段协定后，并无进一步的实质磋商。拜登上台后进一步打压中国，并拉拢盟友发动更凌厉的科技战和晶片战，加上新冠肺炎的出现和地缘政治的急速演变，使曾经困扰中美政府和金融市场的贸易战变得无关宏旨，鲜有媒介提及。

从表面论述来看，贸易战源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特朗普及其幕僚从错误的重商主义观点出发，认为美国的外贸逆差会减少美国的生产和就业；而中国的顺差，是采用不公平贸易政策让中国工人取去美国工人饭碗而达致的。以关税为武器的贸易战，就是要减少美国从中国进口，将工作岗位还给美国工人。

人民币汇率曾经是美国多次提及的不公平贸易政策之一。美国认为人民银行操纵汇率以降低中国商品的美元价格。中国曾在九十年代初期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那是在汇率改革之前，汇率制度仍有计划经济的影子。随后多年来，中国都不符合美国自己制定的汇率操纵的3个准则。此外，在2005至2015年期间，人民币兑美元已上升了47%。但在贸易战中人民币处于弱势，在贬值至兑美元破7后，即使仍未符合美国所谓汇率操纵的准则，美国仍然随即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然而，人民币或其他美国贸易伙伴的货币汇率，并不影响美国总体贸易逆差。

基于国民收入核算，一个经济体在储蓄与投资上的差距，就等于外贸顺差。简单而言，若果储蓄多于投资，储蓄下来的资源没有全部在本地运用，那自然是给外国使用了，表现出来的就是出口高于进口，也就是贸易顺差，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反过来说，若储蓄少于投资，当地的资源不足以应付投资需求，便得从外国进口，表现出来就是外贸逆差，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

假设人民币升值，又或美国向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两者都会增加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商品的美元价格，因而减少美国与中国贸易的逆差。然而，人民币的汇率与关税都不会直接影响美国的储蓄和投资，因而也不影响美国与外国的总贸易逆差。逆差总数不改，但与中国的逆差减少，美国与其他地方的逆差必然增加了。换句话说，美国促使人民币升值或向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等政策，只会使美国消费者由从中国进口改为从其他地方进口。美国的贸易逆差总数不改变，工作岗位也不会回流到美国。

基于有关的国民收入核算，美国若要缩减外贸逆差总数，一是增加储蓄，一是减少投资。美国的外贸逆差这么庞大，反映出美国的储蓄远低于投资。从政策的角度看，很少会建议减少投资的，因此有关外贸逆差的分析，重点便放在储蓄上。储蓄率低的经济体，便容易出现贸易逆差。

众所周知，美国人的消费偏向甚高，或储蓄偏向甚低，加上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有贸易逆差不足为奇。然而，根据美国政府数据，美国的商品贸易在1971年之前都是顺差的。但从1971年至今，除1973年外，美国每年都录得外贸逆差，这大概和布雷顿森林制度的瓦解有关。

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后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可以不受约束地发行美元，而且得到全球接受。这自然大大方便了美国的进口，而外国得到的美元则转过来投放在美元资产，如美国政府债券。美国的外贸总逆差在1971年只有13亿美元，到去年已大幅增加至8450亿美元。与此同时，外国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由1975年6月的660亿美元，大幅增加至本年6月的74300亿美元。可以说，如果布雷顿森林制度得以维持，美国不能大量增加货币供应向外国进口，美国的外贸逆差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庞大。

这里先稍作总结。基于国民收入核算，一个经济体的贸易顺差或逆差，必然等于其储蓄高于或低于投资的数值。贸易的逆差与否，受到国内宏观行为的规范。一些试图减少贸易逆差的政策，如汇率或关税，都不能改变总贸易逆差，最多只会改变总逆差在不同贸易伙伴间的分布。美国的贸易逆差源于美国较低的储蓄率及美元的国际地位，要减少逆差，须提高美国的储蓄率。

然而，上述只是理解有关问题的一个常见角度，但并不是唯一的角度。从国民收入核算得到的是一个会计结果，是经济活动结束后的观察，并不能说明经济活动进行时的考虑和其中的因果关系。在论述中，美国的储蓄和投资行为是主导因素，外国被动地配合，出口到美国去弥补美国因储蓄太少导致资源的不足，随后持有的美元资产只反映美国与外国的贸易不平衡。

可是，今天的国际资金流动远高于外贸所需。按照国际清算银行每3年一次的调查，在今年4月，全球的外汇成交总额为每天7.5万亿美元，而去年全球的贸易总额为28.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外汇市场仅4天的交投量，便足以应付全球整年的贸易所需，余下来360天的外汇买卖，主要反映国际投资和外汇炒卖的活动。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资金流动早超越贸易考虑。因此，海外资金可以是主动地流入美国，从而带动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以上论述作比较，就是因果转换。

这后者的看法并不新鲜。刚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前联储局主席贝南奇早在2005年便有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国经常账出现愈来愈高赤字的说法。储蓄率高的地方自然是亚洲和石油输出国，这些经济体持有美元资产作为储蓄组合的一部分，是考虑到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元的全球地位。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国理应为能够吸引这些外来资金而高兴，并通过外贸逆差暂时购入较多的外国产品，最好能通过政策缓和贸易带来的收入不均，而非对外国发动贸易战。

按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计算，中美贸易战在2018年7月启动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随即下跌，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与贸易战开始时相比减少了22%，随后慢慢回升，到本年3月才回复2018年7月的水平，但仍然未追上贸易战前的上升趋势。相反，美国从其他地方的进口，除了新冠肺炎的短暂影响外，则大幅上升，今年8月与贸易战开始时增加了38%。这些数字，一方面符合上面所说，贸易战只是转移美国的贸易逆差来自哪些贸易伙伴，而不会怎样影响逆差的总值。另一方面，这几年的演变，背后不纯粹是贸易战的作用。除了关税外，中美脱钩、新冠肺炎、地缘政治等因素都带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新组合，因而也改变了中美贸易的形态。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