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回报倒挂 上大学还值得吗
过去一个月，内地高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相继放榜，时至今日，尘埃逐渐落定。考生何去何从，不仅影响众多家庭的生活节奏，亦是社会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今年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短期市场回报率成为考生择校的主导因素。
社会上对此现象反应不一，贬之者认为急功近利，褒之者则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或贬或褒，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社会面临一个严峻的社会现象：教育上的高投入并没有带来高回报，高学历者反而就业难。这种教育投资与回报率不相称的新现象引出了一个问题：上大学还值得吗？
本地“大学联合招生办法”于上周三公布遴选结果。不出意外，医科、商科、金融这类实用课程仍是优秀考生的不二之选。中文大学（中大）称，全港前百名中学文凭考试尖子之中，近半选读该校医科。
今届10名公开试状元中，8人被香港大学（港大）和中大的医学院录取，另外两人分别入读港大和科技大学的环球商业管理课程。
内地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经济大势仍处于调整期，加上国家的调控和舆论引导，财经金融类课程的受欢迎程度急剧下降，内地名校的商学院已不再是各地高考状元的首选。尖子生的去向大致兵分两路，一是传统的数理化基础学科，二是电脑、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等当时得令的科技课程。
对于普通学生而言，修读出路好的课程比入读名校的吸引力更大。以深圳为例，不仅南方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分校这类科技强校受到高分考生的青睐，连深圳技术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等以前名不见经传的院校，其电脑、资讯工程、自动化课程也成为大热门，收生要求更高于一些传统名校。在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的省份，高分学生选择就读职业学校的例子比比皆是。内地一家主流招聘网站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表明，在受访的大学生中，超过一半认为回到职业学校学习技能，可以拓阔毕业后求职之路。
考生放弃兴趣与理想，淡化长期的职业生涯规划，而选择短期容易就业的实用课程，固然折射出当下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反映出中国教育产业投入高却出路窄的问题。港大本月初公布的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撇除暂缓就业或不愿就业的学生，2023年学士学位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8.8％，平均月薪接近3.2万元，较前一年上升3.4％。同期，其他各大学也表现良好，毕业生就业率均逾70％，难怪不少人把港校列为性价比最高的梯队。
相比之下，内地研究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颇为严峻。不仅一般高等院校学生找工作困难，即使最顶尖的大学毕业生也不见得容易；更不寻常的是，就业难度与教育程度成反比。根据智联招聘今年3、4月的问卷调研，内地“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最高，但也只有57％。硕士、博士毕业生的就业率仅44.4％，本科生虽略高，亦不过45.4％，大专生的就业率反而高达56.6％。
这种学历愈高就业愈难的现象，主因是中国教育产业在过去20年扩张过度。一些短、平、快的实用课程勉强提升到研究院水平，一旦就业需求下降，普通院校的硕士、博士毕业生便会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在家庭层面，则是投入产出的极度失当。在中国，孩子学历每上一个台阶，父母都要作出巨大牺牲。当前出现教育回报倒挂的现象，许多家庭在教育投资一环便要重新考量。
教育回报率的估算是劳动经济学的一个经典问题。在美国，经济学家几十年的估算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很长时间，每人的学校教育年期每增加1 年，其收入平均增长7％至8％，亦即相当于美国股票市场的平均年收益率。因此，一些专家把美国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30年归功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双高回报。
至于中国，由于缺乏具有全民代表性的样本，对教育回报率的估算莫衷一是，有高达30%至40％，有低至2%至4％。这种差异除了是数据偏差外，另外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地域之间差异大，从东部沿海城市的样本与西部内陆地区的样本，所得结果一定是迥然相异。二是经济结构变化极快，10年前的高教育回报未必能在10年后维持下去。
尽管中国家庭仍然重视教育，未来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却充满隐忧。由改革开放而引发的产业分工，给全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水涨船高，人口红利带动教育红利的增长。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散，教育红利也就没那么显著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不均加剧，社会流动性减弱，凡此种种都会抑制教育回报。未来10年，对教育冲击最大的因素，相信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相关变革将给教育回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大学生就业困难，一些人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大量扶植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大学。目前中国高技能人才约5000多万人，占技能人才比例大概28％。从市场需求来看，通过职业大学培养高技能人才确实有相当大的空间；以普通家庭而言，入读职业大学也不失为降本增效的好方法。但是，把职业大学当作高等教育的落脚点未免有失偏颇。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无疑十分多元化，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远远大于单一技能型的人才，前者只有在综合性大学才能够较好地培养出来。中国如果要走上知识型经济的道路，必须依靠大批有学识、富创意的高质素人才，而不是单纯的高技能人才。再者，日后技术发展对单一性的技能型人才可能出现很强的替代效应，对综合性人才则有互补关系。
归根究柢，大学不应完全跟着市场走，而理应前瞻性地发展，甚至适度地采取与市场逆向的操作。正如刚在上周辞世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曾在北京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表的演讲，标题正是：“没有今日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
因此，研究型大学可以对基础学科和某些相对冷门的课程提供额外资助，吸引杰出学生就读。香港的高等学府不受内地劳动力市场直接影响，在这方面别具优势。这也是港校扩大影响、回馈社会的策略性方式。
吴延晖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八月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