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斧头遇上帐本:重塑森林价值的全球实践
热带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2024年全球热带原始森林损失约670万公顷,幅度比2023年增加近八成【注1】。上月在巴西召开的第三十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被视为继《巴黎协定》之后一大关键气候峰会,本届议题之一聚焦于热带雨林,以期改写“毁林比护林更赚钱”的利益逻辑。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测算,到2030年全球每年用于自然保护的资金缺口高达约7,000亿美元,而目前流向森林保护的公共和私人资金却远未足够【注2】。尤其重要的是,森林提供的清洁空气、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调节等效益为全人类共用,而保护成本却主要由森林所在国(多为发展中国家)独力承担。
在资金来源上,长期依赖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和慈善捐赠,也进一步放大了不确定性。这类资金往往受宏观经济和国内政治议程左右,一旦捐助国经济下行或政策重心转移,相关投入便可能骤减,以致长期保护计划难以为继。
凡此种种,背后其实牵涉一笔难算的经济账。对于拥有大片热带森林的国家(如巴西、印尼),砍伐森林以转化为养牛、种大豆的农业用地,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可观的出口收入。对比之下,保护森林既“不划算”,又被视为“不公平”,于是成为推动毁林、阻碍护林的双重动因。
从REDD+的困境到TFFF的突破
2005年提出的“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排放”(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简称REDD+)是国际气候管治中重要的政策框架【注3】,可惜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受制于支付不确定、交易和市场发展缓慢等问题,难以为森林国家提供长期稳定的财政回报。
COP30大会不久前正式启动“热带森林永久基金”(Tropical Forests Forever Facility,简称TFFF),将设立约1,250亿美元热带森林投资基金,其中约250亿美元由主权国家和慈善机构出资,作为风险缓冲,其馀约1,000亿美元则通过在金融资本市场发行高信用债券募集,以公共和慈善资金撬动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本,降低整体融资成本。
如【表】所示,TFFF的创新之处,在于化资本市场的投资收益为与森林面积直接挂钩的可预期年度回报。按各参与国受保护或恢复的热带森林面积支付固定年费,并对毁林或退化的面积进行相应扣减,从而形成保护愈多、分成愈高,砍伐愈多、收益愈少的稳定激励结构,亦更接近一个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直接为森林存量付费,尤其有利于激励毁林率受控但长期承担高保护成本的国家,因而有望填补REDD+在激励方面的空白。
| 对比维度 | REDD+ | TFFF |
| 主要目标 | 减少因毁林、森林退化及森林碳储量移除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 长期保护热带森林。 |
| 适用地域 | 主要针对积极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国家及行政区,尤其是高毁林率地区。 | 热带及亚热带森林国家,尤其是低毁林率国家。 |
| 合格活动 | 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强碳吸收的活动。 | 森林保护与森林恢复。 |
| 付费逻辑 | 二氧化碳当量(吨) | 森林面积(公顷) |
| 资金来源 | 碳市场买方(主权机构、私营企业等)购买碳信用; 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支持国家气候目标的非市场倡议。 | 主权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如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即公共/慈善的赞助者资本+私人资本市场发行的债券构成混合融资,通过金融工具为投资者提供回报。 |
资料来源:TFFF-Concept Note 3.0、笔者整理所得
在COP30会议筹备阶段,TFFF虽已筹得约67亿美元启动资金,但仍远未达至所需250亿美元的初始目标,不少富裕国家以运作机制存在分歧、国内预算受限为由暂缓出资。
过去几十年,中国推进一系列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足以建立一个罕见的国家实证样本。仅在2001至2020年期间,中国生态修复工程就在全国范围内新增或恢复了超过1亿公顷的森林和植被覆盖,其中新增森林面积约达6,500万公顷,相当于美国全部国家公园面积的一半以上。
这场“种树行动”带来的首先是生态与环境的系统性改善。笔者与合作者的实证评估显示,在生态修复重点实施地区,极端高温日(平均气温超过摄氏30度)数目减少约35%,极端热浪显著缓解; 同时,悬浮微粒(PM₂.₅)年均浓度平均下降约11微克/立方米,而且这种净化效应可延伸到下风向300公里之外的城市。下游河流的污染指标亦显著下降,同样呈现出顺流向外扩散的溢出效应。
至于生物多样性也出现了止跌回稳的信号。 在实施生态工程的地区,鸟类数量下降的速度约为无工程情景的40%,这说明大规模恢复至少为常见物种保留更多栖息地和生存空间。
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工程覆盖地区,主粮作物单产没有受到显著冲击,这部分得益于水土保持和局地小气候改善; 同期地区的本地生产总值和就业并未出现系统性下滑,这表明在合理设计下,种树和吃饭或发展并非必然对立。
如果把这些生态改善转化成“经济帐本”,数字更为直观。研究将减少的高温暴露、空气和水污染所避免的过早死亡,用流行病学模型和人口数据折算成币值,结果显示2001至2020年期间,中国生态修复工程带来的健康收益总额约为13万亿元人民币(约1.8万亿美元),而同期财政投入合计约8,000亿至1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花1块钱,收回13块钱的回报;其中还未包括碳汇和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系统服务收益。
以中国经验为基准,上述研究进一步构建了全球森林恢复投资回报率地图,在地球每个有人居住的一度网格,比较恢复所有适宜造林土地的成本与由此改善空气质量带来的健康收益。结果发现,在南亚、东南亚、西非等人口密集且污染严重地区,大规模种树的回报率同样有望超过10,甚至与中国相当或更高。
由此可见,中国经验为TFFF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提供了实证支持:在合适的地方、以合适的方式恢复森林,不仅可以在20年左右逆转生态退化趋势,更可拿出清晰的帐本向财政部门和资本市场证明这笔长期投资回报可观、风险可控,而非财政负担。
TFFF代表从“慈善援助”向“市场投资”的范式转移,也是应对森林危机的一次大胆经济实验和全球实践。其成败不仅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政治诚意和财政承诺,更有赖未来在管治、监测、透明度以及当地社区和原住民权益保障等方面,能否构建出兼顾经济效益、环境完整性与社会公平的社会制度。如果TFFF最终能让森林国家获得的预期收入真正超越毁林带来的短期经济利益,那么保护森林将不再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可逐渐转化为理性的国家发展战略。
注1:https://www.wri.org/news/release-global-forest-loss-shatters-records-2024-fueled-massive-fires
注2:https://www.undp.org/zh/china/blog/deqiubingfeirenleiduxiangwomenyaozuozirandezhangqishouhuzhe
注3:https://unfccc.int/topics/land-use/workstreams/redd/what-is-redd
何国俊教授
香港大学赛马会基金经济学教授、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王芑丹女士
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专职研究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