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开宗明义，这个俗得近乎粗鄙又雅得有点诗意的标题，不完全是笔者原创。《狗屁工作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是在2018年出版便迅速窜红的社会科学书，内容痛斥当下欧美社会衍生出无数可有可无却又报酬丰厚的狗屁工。作者是已故美国人类学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字里行间怒气冲天，不惜用上打手（goon）及帮闲（flunky）这些带有羞辱性的词汇。

至于华丽浪费（splendid waste）则出自亨利詹姆士手笔，这位名作家写道：「人生在世……所作所为，无非华丽浪费」（life… is capable… of nothing but splendid waste）；笔者以此借喻人才浪费现象，比如文学博士毕业生在快餐店当服务生，科研人员跑到物流公司当仓务员。一方面是狗屁工充斥职场，一方面则是大材小用，这虽谈不上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却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困窘之处，不仅欧美特有，也是中国经济和香港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

格雷伯这本畅销书中，大的论调并无新意，沿用的还是新旧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强调资本和雇主对劳工的剥削以及人被工作所奴役造成的异化；但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把炮火对准一个被骂为「没有理想、不问价值、无助社会」却又高薪优越的社会阶层，认为这些人不仅是辛勤工作的普罗大众的敌人，亦是经济效率低下的罪魁祸首。按照作者的定义，企业高管、金融精英、政府官员，甚至大学教授等，大都得打进「狗屁工」的行列。这就难免引起争论，反击格雷伯者毫不客气，认为「狗屁工作」的论调无非是夸大其词的叫嚣。

《狗屁工作理论》的批判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背后有着深层原因，最直接的就是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特别是工薪阶层的相对贫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迎来黄金30年的经济增长，劳工生产力与薪酬的增长大致上吻合。但自1980年开始，劳工薪酬逐渐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彼此差距愈来愈大；到2000年以后，尽管生产力持续增长，劳工薪酬反而完全停滞不前，整体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愈来愈低。与此同时，资本家、企业高管、金融法律等专业精英的收入却连番上涨。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社会运动，欧洲各国也涌现种种要求「均贫富」的声音；中国的民众相对温和，但也不时闹出大厂员工抵制「996」工作制、平凡人家选择「躺平」的风潮。

2019冠状病毒病肆虐期间，美国政府采用大水漫灌的财政政策来解决需求危机，企业则纷纷推行远端工作模式，不料却引发「反工作」（Antiwork）浪潮。究其原因，一是不用上班也有钱拿；二是疫情下的多艰人生令人反思工作的意义；三是远端工作提供了上班模式的多样性。自从疫灾爆发，美国出现了「大辞职潮」（The Great Resignation），以致企业人手招聘不足，经济恢复乏力。直到去年下半年，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渐受管控，美国劳工荒才得以稍微缓和，但新的劳资关系却又应运而生。最近，许多大公司的工人纷纷以反剥削的名义组织工会，向企业要求加薪和增添福利。这将对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前景产生深远的影响。

尽管人工飞涨，美国企业在招聘人才方面还是困难，在中国则呈现相反现象：工人不断降薪，还是难以找到工作。根据国家教育部2021年年底发布的资料，预计今年内地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再创历史纪录，高达1076万。而继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备受规范之后，整个互联网行业也迎来寒冬，美团、小红书、斗鱼、B站等知名网上大平台近期纷纷紧缩，动辄裁员两三成，其他不少行业也凋敝不兴。这样的就业情况下，谁还有叫骂狗屁工作的底气？怪不得出现高学历人才屈尊低就的华丽浪费。去年，北大、清华博士毕业生争抢中学教师职位的新闻，激发关于人才配置扭曲的热烈讨论；今年，内地频频出现名校博士硕士毕业生排队应聘基层政府职位，高才低就已变成习以为常，不再是新闻了。

内地人才与职位匹配错位，由诸多因素造成，其中最直接者无疑是绵绵不绝的疫情，加上政府严厉的管控措施，造成经济紧缩，对人才需求剧降。随着疫情减缓，近期各个地方政府的经济优惠措施纷纷出台，相信可在短期内缓和矛盾，然而导致人才就业失调的长期因素不容忽视。从供给角度，内地的高等教育界规模庞大，最顶尖部分在过去20年突飞猛进，可惜不少地区性大学还是相当落后，培养出来的所谓高端人才难以从事高端工作，只能低配去争抢普通的工作。从需求来看，疫情和地缘政治造成一些外国企业撤离中国，加上民营经济受到一定挤压，导致市场对人才多样性的需求不足。

一个劳动力市场出现严重错配，人才泡沫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创造财富的机会不均。在这个意义上，外国资本、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单纯是生产效率的问题，而是为市民提供更多创业致富机遇的问题。在一个机会严重不均的社会，难免会造成在经济好的时候，工作就成狗屁，经济差之际，工作就成华丽浪费。

聚焦香港，薪酬优厚的职位集中在以金融业为主的高端服务业。在贫富悬殊变本加厉的困局下，这个行业免不了被诟病为对实体经济有害无益的寄生虫、满口谎言的老千，甚至有从业者也自嘲在打狗屁工。只是疫情之下，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市民自然没底气痛骂狗屁工作。另一方面，香港人素来务实，人才流动性很强，劳动力市场自我调节大致得当，还不至于出现华丽浪费。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特区经济面对两大转型，一是所谓「脱虚入实」，加大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比重；二是融入大湾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直接面向内地市场。由于大转型仍处于说得多、做得少的阶段，所以普罗大众并未觉得有什么震荡，一旦转型进入实质性阶段，劳动力市场势将大洗牌。本地现有人才结构不足以支撑崭新的经济结构，人才职位错配在所难免，造成华丽浪费也就不足为奇。

依笔者管见，香港要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减少阵痛，成功升级换代，应当立足于建设一座提供优差的城市。所谓优差，除了待遇可观之外，还要让人能够安心相待，满怀希望。只要能够创造出一大批这样的工作，目前不少经济难题和社会困境自会迎刃而解。如何建设这样的香港？这是笔者近期的一个研究课题，欢迎有兴趣、有洞见的读者加入共同讨论。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