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今时今日，我们的每一项经济行为几乎都离不开平台。无论是买菜、看戏、预约看医生或是找工作，各式各样的平台都可以将讯息汇聚于一处，数秒之内就可以帮我们匹配到最合适的讯息。笔者近日从深圳出差回港，发现当地各平台企业为生活带来之方便，已是市民生活上不能欠缺的一环。

从劳工角度看，平台经济打破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平台企业创造了各种灵活的工作方式，包括常见的社交平台内容创作者、Uber司机、外卖送递员等等。此类常被称为「零工」（gig work）的工种，一方面令人感叹技术为就业带来方便，但另一方面也常令人担忧一个大企业垄断市场，欺压平台从业员的可能性。

本文旨在讨论平台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及对劳工市场的正负面影响，同时初步探讨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及监管机构可扮演的角色。

平台企业旨在连接各类市场参与者来促进产品、服务和讯息的交流和分配。在短短十几年间，平台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到2023年为止，全球市值最高的10间公司中有5间是平台公司。全球最大的100间平台公司的市值在2021年已经超过了15万亿美元。以平台为主的数字经济产业贡献了中国经济的40%以及美国经济的10%。

平台有很多种不同的模式。如国内的滴滴出行及美国的Airbnb一类的平台让用户短暂分享线下实体资源及服务；而YouTube和Upwork则方便创作者和自由职业者展示自己并找到合适的合作对象；另外当然还有Amazon和淘宝等大型电商平台。虽然功能和结构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平台利用了科技，如云计算、机器学习和物联网技术等，把讯息收集和分析所需的成本和时间大幅减少。在平台出现之前，处理讯息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资源，一般只有少数权贵才能得到这些讯息。平台促进资讯及资源共享，无疑让普罗大众透过科技获益。

由于有大量应用科技，平台所需要的人力较一般行业少。例如在市值相近的情况下，沃尔玛有超过200万名全职员工，Facebook的母公司Meta只有不到十万人。中国的几间大银行平均的员工数目达到腾讯等平台公司的3倍到4倍，但市值上反而不如平台企业。

虽然平台与其他公司相比直接聘用的员工较少，但因应近年的快速扩张和行内愈趋激烈的竞争，平台企业也大量招聘高收入专业人员。在去年的科技企业裁员潮开始之前，很多平台企业已有连续十多年员工数量每年增加20%至30%。在最高峰的时候，谷歌曾经一年新增66%的员工，阿里巴巴更一年内把员工数量翻倍。

由于有机器处理大量的重复性工作和基础技术工作，平台公司的员工一般集中在管理角色或专业人才，且多数都享有很高的薪资。至于不得不由人工完成的技术工作，平台公司多数选择聘用临时工或者外包公司来完成。

多数公司不愿意公开临时工的数据，所以外界对大公司临时工的讯息了解非常有限。 2019年《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谷歌内部有超过12万名临时工和合同工，甚至多过谷歌当时的正式员工数量。中国也常有报道指出大型平台公司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有大量的临时工以「合同工」或「实习生」的名义为工作，一般处理一些必须完成但相对简单而重复性高的技术任务。

除了传统的工种，平台经济也制造大量具灵活性与自由度高的工种，令很多无法适应传统全职工作的人士有机会进入劳动市场，获得收入的同时，亦可实现自我价值，包括学生，残疾人士或需要照顾婴幼儿的新手父母等。

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历年报税表格，发现美国零工人口在2014年开始快速攀升。 2013年只有不到0.1%的劳动人口从平台得到收入，3年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1%。

由于零工工作较传统工作更灵活，也更快带来收入，疫情期间每年有超过两百万美国人尝试进入零工经济。直到2021年，有超过500万美国人每年从平台收到至少600美元的收入。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年来也开始统计零工人口。据报目前有超过2亿人处于「灵活就业」状态，相信其中有很多人有从事至少一种零工工作。另外，据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显示，阿里巴巴通过其本身及上下游供应商等不同渠道创造了包括设计、制造、客户服务及送递等约300万个零工工作岗位。

整体而言，平台企业对劳动力市场作出了重要贡献。持续制造大量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技能要求的岗位之余，在经济不算景气时，如前几年疫情期间，为很多收入受影响或失业的人士，提供短暂及弹性的收入来源。

零工打破了传统的雇佣关系，也改变了社会对工作及雇佣关系的认知。例如Uber司机算是为Uber打工，还是属于借助Uber平台为自己打工？ YouTube平台与YouTuber是雇主与员工的关系，还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就业与失业之间的界线也变得模糊：如果某人只在星期日开Uber，他应该算就业抑或是失业？

零工工作弹性大，低投入且低承诺，照理来说应该是很多人的理想工作。但事实上很多零工工作者通常都会另外有一份全职工作。求职网站Zety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只有3%的人会把零工作为全职工作，即每周至少投入40个小时以上。

无法将零工工作当作全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收入水平过低。参与上述Zety调查的零工工作者当中，有63%每小时收入在7至15美元之间，低于不少美国城市的最低工资。

就具体的平台而言：Uber司机在扣除平台费用和其他费用后的平均收入是每小时约10美元；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美团在北京的送递员收入约为每月6000元人民币；视频平台Bilibili的创作者每一万个观看量可以获得10元人民币收入，即一个一百万浏览量的视频只为内容创作者带来了1000元人民币的收入。

为何零工工作的收入如此低？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雇主（平台公司）在劳动市场极强的买方垄断地位（Monopsony）令零工工作者几乎没有议价能力。而平台公司则是劳动市场中典型的买方垄断力量。另外，同一公司的零工工作者通常互相不认识，难以集体的方式与平台公司议价。

零工经济的劳工问题在世界各地都有争议。有意见认为零工经济特点在于自由且门槛低，一旦受到过度监管，则可能会提高零工工作的成本，进而提高门槛，令零工最终向传统的雇佣模式转变。而反对意见则认为缺乏监管导致零工工作者不但收入低微，甚至在医疗和养老等方面都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需要理解的是，虽然开始做零工工作的人愈来愈多，零工总体仍然是一个相对新的经济概念，零工工作者、平台企业及监管机构三方都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研究和尝试，才能达至平衡。

在此磨合期间，笔者认为平台企业可以首先作出一些改变，深入了解平台内的零工工作者面临的困境，再根据自身的规模和特点提出保障的措施，承担部分社会责任。例如阿里巴巴2019年推了风险管理平台，协助电商商家面对恶意投诉、黄牛订单等风险。美团在受到广泛批评后，也开始通过各种方法改善外卖送递员的权益，并每年发布《骑手权益社会责任报告》。

而香港的Lalamove，利用其技术、大数据及全球网络，为中小企提供更快及灵活的物流服务，协助他们提升竞争力。同时，他们亦向司机伙伴提供不同任务奖金及福利，如意外保险及维修优惠等，贡献多地包容性经济发展。这些尝试虽然未必完全解决平台经济衍生的潜在不平等问题，但也不失为有益的尝试。

同时政策制定者及监管机构也应当积极参与，探索如何在保护新型经济模式发展及保障劳动者权益之间取得平衡。零工工作灵活创新，不但令很多不同群体得到了展示自己价值同时增加收入的机会，亦极大扩展了市场可以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类型，这些是传统行业难以替代的特点。但另一方面，新机会和新创意带来的种种好处不应该以牺牲部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作为代价。

尤其是很多选择零工工作的劳动者本身已经属于社会较弱势群体，若政策不为他们提供保障，他们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科技、社会及经济每日都在快速发展，不论是政策制定者或是平台公司都应该跟上发展的节奏，尽早作出改变，令这些发展平等地惠及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