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对香港经济的五大认识误区
日前，港大经管学院召集对经济政策研究感兴趣的学者，为香港的经济未来出谋划策。笔者和同事邓希炜教授主动请缨，研究香港如何创造更多优质工作这一课题。笔者走访了学术社群、金融圈以及产业界的多位朋友，交流彼此看法，发现其中对香港经济所持观点迥异，甚至多有误解。笔者将之梳理为以下五大认识误区，并一抒己见，逐点澄清。
众所周知，香港过去几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更令整体经济雪上加霜，以致出现连连收缩的窘况。
有人乐观地认为，只要疫情雨过天青，加上这些年积累的社会问题处理得当，本港经济定能恢复稳健增长，相关问题也可一一迎刃而解。诚然，从金融、商机、就业等方面在疫情中的表现来看，特区确实家底厚实，疫后经济复苏自是顺理成章。
然而，绝对不容忽视的是根本结构性问题：现有产业基础带动不了社会共同富裕，同时又缺乏促进经济持续向上、大规模创造优质工作的新产业。除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的奇迹再现，否则大多数人收入停滞不前、贫富更趋悬殊等仍是棘手的难题；可惜高增长的黄金年代不可复制，港人不可能「躺赢」。
依笔者之见，应通过提升产业品质来实现经济转型，以金融业、高端服务业（包括专业服务和教育），以及新兴科技产业（以医疗生物和资讯技术为核心）为三大支柱，来扩大优质工作在劳动力市场的比重。
笔者认识的经济本土派人士，常常埋怨内地城市挖香港经济墙脚之余，又生恐特区与内地城市竞争时落败。这种心态大可不必。中国的全方位开放以及内地城市相继崛兴，无疑打破了香港在国际产品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但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全球分工合作的大势之下，经济发达城市无一不饱受市场竞争的洗礼。值得庆幸的是，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演化中，香港形成了与内地所有城市截然不同的产业结构，并且拥有一篮子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与内地城市并不存在经济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香港的产业结构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内地城市偷不走香港的优质工作，而香港也生搬不来内地城市的企业。香港理应借助内地经济的崛起，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聚集效应，来带动自身经济发展。除了一如过往，致力吸引外地企业来港融资上市，香港还须充分利用内地市场，解决本港因高端产品和服务需求不足而令供应受压的问题。笔者一直强调，香港尤应借助内地的人力资本储备，促进本港与大湾区内人才市场的融合，借此克服经济转型的瓶颈。
过去几年，尽管香港经济屡受冲击，金融业却表现不俗，保持上升的势头。资料显示，自2009年以来，金融业在GDP的比重从15%渐升至20%，而金融从业员的收入也远远高于全港平均工资水平。但若从带动香港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却嫌守成有余，创新不足。
香港金融业近两年能够逆流而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美关系僵化所导致的中资股回流。日后情况如何？其一，如果中美经济彻底脱钩，中国企业对国际资本的需求将会急剧下降，赴港融资也就无足轻重。其二，要是中美经济重拾正轨，中国企业则未必选择在港上市。可见目前靠中资股回流造成的金融旺市，并非长久之计。
金融业属于供应链极短的行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溢出效应很小，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可以在上下游企业形成联动效应。目前，金融业相关职位在香港整体就业所占比例约为10%，估计已达上限，很难再赖以创造大量优质工作，而必须靠升级服务业和高端科技型制造业。
眼下极为热门的金融科技能否成为香港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尚属未知之数。金融科技能否在一个地方生根落地，关键不在科技，而在于灵活的金融制度以及恰到好处的监管。香港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过去10年，特区政府以及实业界人士虽已意识到，香港未能追赶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其科技产业的发展不仅比不上传统的国际大都会，甚至落后于内地的新兴城市。但不少人仍然认为，高科技产业纯属锦上添花，对香港经济无关宏旨。香港的研究发展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虽已从2001年的0.5%增至2020年的1%左右，但仍远低于新加坡（1.94%）、南韩（3.26%）和日本（2.82%）；与北京（6.3%）、上海（4.1%）、深圳（4.2%）、广州（3.2%）相比，更是望尘莫及。碍于「锦上添花」的思维，香港要借高科技产业实现经济转型，实在举步维艰。
笔者认为，香港应把高科技产业的振兴与经济发展切实挂钩。一些政府官员口中所谓「智慧城市」、「创意城市」，其实缺乏经济发展的内涵。作为国家资讯产业布局的一部分，香港特区在资讯及通讯行业有一定基础，但在数码技术则毫无优势。数码产业或可为一些行业（如金融业）提供辅助性的技术支持，却不太可能成为经济主流。反而生物制药、医疗器械以及新型材料堪称实实在在的产业亮点。当务之急，社会须就足以带动经济发展的高科技产业达成共识。
自由经济体的转型，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自会逐渐形成，政府不应横加干预。此一观点在香港深入人心。笔者也素来反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然而，针对香港经济转型以下三方面的特殊性，特区政府必须加大对经济调控的力度。
首先，香港的经济转型涉及科技产业的发展和优质工作的创造，两者都极具正面界外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y），亦即对其他行业和职位带来利益。私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投资决策不会主动内在化这些界外效应，导致研发不足、优质职位过少。这需要政府通过各种灵活的政策工具（如补贴、外判、研发合作），进行适当介入。在这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经济体都有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其次，尽管资金充裕，香港仍然缺乏发展创科产业的软环境，创科投资始终未成气候。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香港拥有发达的金融业，也不乏敢于冒险的创业家，但专业的风险投资却寥寥无几，严重窒碍了初创企业的发展。这是科创软环境不足的表现。香港的另一个软肋是高科技专才储备总量不足，人才市场缺乏流动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特区政府积极出台鼓励创新的政策，帮助企业破除种种障碍，并且加大软硬基础建设的投资，以便吸引科技人才、风险资本和企业家。
最后，香港的经济转型离不开与内地合作，尤其是大湾区城市，关键在于特区政府与内地地方政府的协调互动。毋庸置疑，香港在经济发展上先行一步，在体制上也占优，但在经济管理的某些方面却比内地政府缺乏经验。例如在引进跨国公司、吸引人才、扶持高科技等方面，特区政府不妨向上海、深圳等地取经。
笔者冀望本文的分析可收抛砖引玉之效，激发社会上心系特区未来发展的各界人士广泛讨论，尽快为香港经济转型找到共同戮力的方向。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