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增长：陷入 “低速挡” 困局
全球经济正陷入 “低速挡” 困局，宛如一辆纵使深踩油门也难以提速的车，全球经济始终难寻往日的增长动能 。引擎还在轰鸣，但拉动增长的 “变速箱” —— 生产率，却已经失灵。
观察这一趋势最直观的方式，是将近期趋势与疫情前时代进行对比。在2020年之前的二十年里，全球经济以年均3.7%的速度增长。相比之下，过去两年的增长率一直在约3.3%徘徊——比历史常态低了整整半个百分点。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疫情留下的巨大“伤疤”，这种表现就更加令人担忧。到2024年，全球经济规模比没有发生新冠疫情冲击的情况下缩小了3%。这代表仅2024一年就有约3.3万亿美元的产出损失——这一数字超过了全球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GDP。
正常情况下，重大冲击过后应出现一段 “追赶期”，增速会高于平均水平。但这一次，现实却是世界经济非但没有弥合差距，反而进一步掉队。尽管发达经济体表现出了一定的韧性，尤其是美国的表现超出了预期，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缺乏政策空间和财政缓冲来减轻打击，反而受创最深。
目前的预测并不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4年至2030年间，全球平均增长率仅为3.2%。这一数据结合了最新短期预测和中期预测，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它不仅比疫情前更慢，更是自19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发布中期预测以来的最低点。“低速挡”或许已不再是暂时的放缓，而正在演变为一种 “新常态” 。
增长经济学理论为此提供了直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 (TFP)的增速在下降。如果将全球经济想象成一家工厂，产出增长可以通过增加机器（资本）、工人（劳动力），或者更好地利用这些投入（生产率）来实现。
早在疫情之前，经济学家们就已敲响警钟。在古斯塔沃·阿德勒（Gustavo Adler）2017年发表的《逆风飘摇：全球生产率》一文中，研究人员强调，结构性阻力已在拖累全球生产率，并预示了（下文将谈到的）贸易的重要性。生产率的提升来自两方面：创新和资源配置优化。虽然创新（如人工智能）的成果更为直观，但资源配置的作用往往被低估。
资源配置促进生产率的逻辑很简单：如果资源从低生产率活动流向高生产率活动，即使没有技术突破，产出也会增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本世纪头十年的中国，当时中国GDP的快速增长，受益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即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产出的制造业领域大规模转移。同一个劳动力，在工厂流水线上创造的产值，远高于在自家地里种田，国家生产率得以腾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关于“全球中期增长放缓”的研究也强调了资源配置的重要性。研究发现，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构性改革，是提振中期增长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从历史上看，贸易是生产率的催化剂。贸易使各国能够深耕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直接促进和优化了资源配置。贸易还使国内产业暴露于与外国竞争之下，激发创新，进而提升生产率。因此，它为最高效的使用资源提供了动力和机遇。
如今，这台增长引擎正在被人为掣肘。随着关税、出口禁令和 “购买本土产品”等贸易限制措施的激增，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停滞不前。在发达经济体，贸易增长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已下降了近一半。
当贸易退潮，资源配置的效率也随之下降，修复这个问题将十分困难，目前许多贸易限制更多出于 “国家安全”而非经济效率的考量。将全球供应链迁回本土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实则就是一些国家为了增强韧性而选择的代价——即以牺牲增长为代价换取所谓的安全，这被称为 “韧性税”。
全球经济深陷 “低速挡”困局。过去一段时间的增长令人失望，而展望中期，这份失望恐怕还将延续。此外，在世界仍承载着疫情巨大经济创伤的背景下，增长乏力的态势恐将延续。通过创新以及（经常被低估的）优化资源配置来提振生产率，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但目前，不断筑起的贸易壁垒给提振生产率构成了巨大阻碍。若无法重振贸易活力，全球经济恐将持续低速。
Steven Alan Barnett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实务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七日载于《FT中文网》明德商论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