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明德商论专栏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度转型期。尽管拥有14亿人口的内需潜力，但房地产调整引发的财富效应收缩、居民高储蓄率（2024年超过43%）与消费信心不足制约内需释放。同时，部分高端制造领域供强需弱，国内市场“内卷”加剧。尽管政府已意识到此问题并正采取“反内卷”措施，成效仍有待观察。在此背景下，企业寻求外部增长空间已由战略选择转变为生存必需。

放眼全球，旧有的全球化秩序正在瓦解。美国面临日益严峻的债务困境，其国债已逼近40万亿美元，利息负担持续加重。与此同时，美国正试图通过重塑全球秩序来强化其战略主导地位，例如施压委内瑞拉、谋求控制格陵兰，并借助“对等关税”等保护主义手段重构全球供应链。然而，其结果并非“去全球化”，而是催生了全球贸易碎片化、区域化的新格局。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与RCEP、CPTPP、金砖机制；另一方面，东盟和中东等地区成为新的增长与承接中心。世界正加速迈向多极化，美国未必仍是新一轮全球化的核心。

正因如此，“不出海就出局”这句话虽未必反映全体企业的实际决策，却精准捕捉了当前一部分先行者的焦虑与判断。这一判断源于双重压力：一是内部竞争白热化，利润空间持续收窄；二是外部关税壁垒高筑，尤其特朗普政府2025年推出的10%基准关税及对华更高税率，直接冲击传统出口模式。许多企业被迫将生产基地转移，以维持对美供货，或主动开拓非美市场，构建“中国+1”甚至“美国+1”的多元布局。

中国新兴产业影响力显著提升。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电动汽车、光伏和锂电池等“新三样”2025年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3.5倍。同吋，中国企业出海正加速向“全球南方”新兴市场转移，出海重点日益转向东盟和拉丁美洲。2024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343.6亿美元，同比增长36.8%，对拉丁美洲直接投资增长15.4%。在这一趋势下，不同区域展现出差异化的发展机遇：东盟凭借完善的产业基础承接电子和半导体产业链，墨西哥受益于近岸外包成为进入美国市场的重要节点，而中东地区则因主权财富基金活跃，在资本与能源合作中崛起为新的战略热点。

然而，出海绝非坦途。许多企业家渐渐发现国内高效的政企协作与劳动力管理难以直接复制海外，这源于文化差异、劳工法规、环保标准及与当地政府沟通的复杂性。有项目原先预期三年便能回本，但在实际操作上，选址、审批、招工环节已耗去两年。正确的战略与周全的准备是成功出海的基石，若考量不足，企业或面临固定资产与商誉减值。例如，一家国内知名电商企业曾将国内重资产与自建物流模式照搬至东南亚市场，但忽略了当地地理分散、基础设施差异和盈利周期较长的现实，导致成本结构与市场阶段严重错配。最终因长期亏损退出当地市场。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企业出海会呈现出一种新趋势：不再局限于商品出口，而是更注重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建本地生态。这一转变源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需要，同时避免激发政治反弹和贸易摩擦。中企通过在当地设厂、培训员工、培育供应链，将部分价值链留在东道国，既缓解“供强需弱”困局，又实现技术、品牌等高阶价值回流自身。

总的来说，中国正从工业制造大国转向全球生产链的构建者。通过品牌出海、供应链协同与企业管理文化共融，中国与新兴市场正共同分担风险、共享增长红利，为动荡中的世界经济提供新的稳定锚。

邓希炜教授
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环球事务）、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冯国经冯国伦基金经济学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二月六日载于《FT中文网》明德商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