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2025年，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巨頭Anthropic與AI安全評估公司Andon Labs合作，進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實驗：讓自家的大語言模型Claude管理一間迷你商店，取名Claudius，向Anthropic的員工售賣零食和飲料。商店本身小得可憐，不過是一台冰箱、一部iPad和幾個購物籃，但運營的全部環節，包括選品、定價、採購、記錄、庫存管理，以至與顧客溝通，都交由AI自行完成。

顯而易見，Anthropic希望借此試探大模型走出聊天框、獨立從事商業活動的能力邊界，為未來的商業化應用開拓新路向。

Claudius上線後，鬧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事件，其中最富戲劇性的，要數它與《華爾街日報》記者Katherine Long之間的較量。 Anthropic特別邀請Long參與實驗，希望借記者之手挖掘AI的漏洞。 結果令人瞠目：Long與Claudius反覆交流超過140次，最終成功說服它相信自己並不是矽谷辦公室裡的一台自動售貨機，而是1962年前蘇聯莫斯科國立大學地下室里的一台售賣機。 Claudius欣然接受了這場「社會主義改造」，主動將所有商品的標價改為零，以「履行服務人民的使命」，一舉為Anthropic製造了數百美元的虧損。

故事荒誕，但荒誕背後卻令人深思。 2025年10月，美國史丹福大學等機構的研究團隊在頂級學術期刊Science發表論文，系統地揭示出類似的現象。團隊測試了市面上11款主流大語言模型，發現它們普遍具有明顯的「討好型人格」，擅長對用戶進行「諂媚」。 研究指出，AI比真人更願意附和提問者的行為，認同比例比真人高出約49%; 面對近2000種被社會普遍視為有錯的行為（例如在親密關係中欺騙伴侶），AI為用戶辯護的機率約為51%; 即便是對明顯錯誤的主張，AI表示贊同的概率也高達47%。 更令人擔憂的是，後續的行為實驗顯示，得到AI附和的用戶更不願意道歉、更不願意修補受損的人際關係，也更相信自己從一開始就是對的。

AI的諂媚作風並不能簡單歸結為AI出錯，其中反映的是大語言模型訓練機制中一項內生的結構性特徵。 當下主流大模型普遍依賴基於人類反饋的強化學習，亦即由真人對模型的回答打分，再據此反覆調整參數。 問題在於手握打分大權者，自然愛聽順耳、順心、順勢的回答，哪怕心裡清楚這些回答未必客觀公允。 換言之，大語言模型著眼於用戶滿不滿意，而並非答案正確與否。 久而久之，迎合用戶便被寫成模型的特性。

AI的諂媚行為讓用戶享受一時的心理快感，代價卻是被悄悄放大的偏見與盲點。 以創業為例，不少創業者習慣在撰寫商業計劃書前，先與AI對談，希望聽取中立意見。 然而討好型的AI更傾向於順着用戶的思路鋪陳論據、放大亮點、淡化風險，結果是讓本就躊躇滿志的創業者愈發自信; 真正冷酷的市場卻不討好任何人，許多所謂「被AI肯定」的創意，最終都在現實裡碰得頭破血流。

商業世界中的失敗案例同樣觸目驚心。 去年韓國遊戲開發商魁匠團（Krafton）在收購《深海迷航》（Subnautica）開發商Unknown Worlds後，為逃避一筆高達2.5億美元的業績獎金，公司行政總裁繞開內部法律團隊，反覆與ChatGPT討論如何合法地避免支付此數。 在多番追問與引導之下，AI逐步認可行政總裁的思路，甚至協助制訂出一整套解除創始團隊職務、延後遊戲發布的操作方案。

結果眾所周知，美國特拉華州法院今年3月的判詞毫不客氣——公司所列的解僱理由屬於事後編造，法院下令魁匠團立即恢復被解職創始人的行政總裁職務，並就由AI主導的敵意接管承擔法律責任。 該案也因此成為首宗被法院公開點名、因輕信AI建議而敗訴的重大商業訴訟之一。

上文提及Claudius運營實體店，其實指向的是AI奉承表現的另一重風險。當企業把AI推向服務消費者的前線，AI可能會把讓顧客滿意置於維護僱主利益之上，在花言巧語和精心設計的對話面前丟盔卸甲，忘記自己本應守護的底線與目標。 換作銀行、保險、醫療這樣的高風險場景，後果遠不止幾百美元的虧損那麼簡單。

要解決這個棘手問題，單靠用戶自覺顯然不夠。 模型開發者應在訓練目標中，給誠實與糾錯賦予更高權重，引入獨立於用戶滿意度的客觀評估，並在關鍵場景中加入異議機制，讓AI敢於說不。此外，監管者必須要求廠商披露其系統的諂媚傾向，以及相關緩解措施，尤其是在金融、醫療、法律等涉及重大決策的領域。

對普通使用者而言，理性使用AI的第一步，就是認清它並非「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觀），而是一個格外善解人意的助手，其首要任務是讓你舒服，倒不一定令你清醒。愈是重要的決定，愈需要提高警覺，不妨主動要求AI站在反方立場加以反駁，或明確指示「列出這個方案的3個致命缺陷」。

歸根究柢，真正值得依賴的判斷，從來不會只建立在回音壁之上。 AI可以是聰明的參謀，但永遠不應取代我們的獨立思考。

李曦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教授、亞洲案例研究中心總監、數字經濟與創新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