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回来了，决定干一件有趣的事
“我准备参加2024年的戈壁滩越野比赛。”
在交谈的末尾，陈志武嘴角向下，一边笃定地点头，一边说着新计划，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备战戈壁滩越野比赛不是开玩笑的。为此，一周两次3公里的跑步习惯，他增加到了8公里。
这一切的起因归结到一件简单的小事上—陈志武一位年逾古稀的好友在2023年的戈壁滩越野中，扛下了四天三夜——每天30公里行程的比赛。于是，61岁的陈志武决定，2024年的自己要往“跑半程马拉松”的方向努力，他向往有挑战性的目标。
人生进程过半，陈志武仍然遵守着自己人生的规则，“做新的事情”。
从家乡湖南茶陵走到华尔街，从离开耶鲁大学到香港大学执教，从学习计算机到专注金融经济学再到研究量化历史，陈志武的活力和幸福感几乎都来自一个“新”字。但如果论起关注中国现实的学者们，他绝对是中国人熟知的“老朋友”。
在过去的20多年里，经济政策、市场发展与制度建设，这些传统的经济学领域问题，陈志武谈了又谈；婚姻、教育、创新、媒体等社会文化问题，陈志武也从没有避开，他总是试图帮助中国和世界拨开眼前的发展迷雾。专精却也博学，没人不说陈志武是个通才。
到2023年，他没有停下，依旧广泛地针对中国经济情况发表看法，从历史中找证据，在现实中找印证，为未来陈述己见。
但陈志武和传统意义上的华尔街经济精英不同。
记者与他第二次见面时，陈志武拎着一个黑色双肩包就出现了。广州的气温说降就降，把这位经济学家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从双肩包里掏出一件黄色夹克，套在西装外面。“这件是临时加的。”他解释道。
你很难从他身上看到任何“大人物”可能会有的傲慢和距离感。如果读者或粉丝要求合影，他就整理好衣服照单全收；面对有些尖锐的提问，他也会从经济学经典理论开始耐心回答；如果有机会到广州，那就要先见见朋友，再看看古建筑。
与他交谈，有时候会忘记他头上那些光芒四溢的经济学奖项，会忘记他对经济形势的精准判断，也会忘记他与时代在摩擦间产生的火花。因为他只会用最贴近生活的语言和例子告诉你，接下来可以怎么做以抵御风险。
从数字中寻找文明的答案
如果谈到他的人生为何如此选择，陈志武都乐于将其归结于自然而然——选了计算机专业或者是金融专业也好，纯金融经济学再转向偏人文方向也罢，抑或是回到亚洲，回到中国来，都是自然而然。
追溯起来，应该是对挑战与新事物的向往，暗暗给陈志武划定了一条人生轨迹，最终把生活在湖南农村的“老五”，推到了太平洋彼岸。
1979年，17岁的陈志武面临一个选择：高考要填报什么志愿。一如大多数同年代的学者，陈志武的家庭并不能给予他过多的意见。陈志武印象中，能够作为人生参照系的，只有一个在茶陵县城出生长大的亲戚，而他在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的原名）就读机械系。
“所以在我当时的认知里，中南矿冶学院就是最好的选择。”陈志武边说边竖起了大拇指。
中南矿冶学院
彼时，距离苹果公司推出打字机造型的Apple I计算机也不过三年时间。计算机于中国，更像是一种尖端科技，而非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工具。对于生长在农村中的陈志武而言，更是如此。他不了解，也无从了解计算机究竟是一个如何的领域。
“别人告诉我，计算机是很新的领域，于是我觉得也许可以试一试，尽管当时我对这个专业没有任何概念。”无法否认的是，计算机专业和硕士研究生期间攻读的系统工程专业，共同塑造了那时与今日的陈志武——崇尚数理、量化的研究方法，喜欢从数字中寻找文明的答案。
他在1985年合作发表的论文《“不可能性定理”与民主》与1987年合作翻译出版肯尼斯·阿罗所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似乎都是预兆。
阿罗用数学逻辑讨论民主决策与社会选择，这几乎与陈志武后来的研究兴趣一致。更何况，在那个百舸争流、激情澎湃的1980年代，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脱离开去，回避谈论政治、经济或者先锋文化。
于是，如果说那时的陈志武对未来有什么打算，能用数理的研究范式做一些与人、社会有关的研究，便是最理想的。金融，其实是这样才走入了陈志武的视野之中。“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是把人的行为、人的社会与工程、数学科学这两方面结合得最强的。”
相似的是，在踏上金融这条路的最初，有一些经济学认知的陈志武并不十分明白金融意味着什么。毕竟，那时的中国仍在尝试建立金融市场，1984年才刚刚发行第一张股票，直到1990年才建立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对新东西的好奇心，再次占据了上风。耶鲁大学的博士项目曾将许多选择摆在陈志武面前，最后金融成了陈志武后来几十年的研究方向。
金融成了陈志武后来几十年的研究方向 / 郭嘉亮 摄
这一次决定，成就了1994年拿下莫顿·米勒研究奖的陈志武，也成就了成为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的陈志武。
从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后，陈志武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与俄亥俄大学州立大学都待过一段时间，最后在1999年以教授身份重回耶鲁大学。彼时的陈志武，专注于研究期权、期货与资产定价，关注证券市场的投资策略，徜徉在纯粹的数理金融中，也因其对成熟金融市场的研究而声名大噪。
陈志武“回到”中国的时间，要比这时再晚上十来年。
母亲、湖南茶陵与接地气的金融
如果认为经济学家只高高在上地谈宏观经济，那就错了。在陈志武的许多讨论中，家乡湖南茶陵是一个重要的“根据地”。他在里面观察，获得，然后传播开去。
很难想象，一个关注期货、证券的教授，会用带着乡土气息的例子，站在历史和日常生活中，去解释普通人生活中的经济学规律。
乡下市场中的人为什么要费劲讨价还价？货币对人、社会的重要性是什么？为什么人需要神？为什么人重视宗族？为何会有孝文化？
诸如此类回归日常的观察，反而是陈志武思想的重要来源地。
湖南茶陵风光
经济学者的思考惯性，也体现在探讨这些问题的逻辑中。用陈志武的话来说，无论是政治议题、经济议题还是传统的人文议题，最终都要回到人行为背后的逻辑来加以理解，如此才能抓住要点。
人行为的最终驱动力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十分关键，同时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钱。
找到“钱”，跟随“钱”，就能找到人行为的逻辑链。于是，在陈志武眼中，所有的道德规范与伦理细则，抑或者是法律条文，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能够以最低成本实现互信，在合作互助中活得更好。
喜欢追究人是怎么一回事，这是陈志武不同的地方。如果再多问一句为何会对“人”产生兴趣，陈志武也会觉得很难回答。
他思考了一会儿，在开始找答案前先说了句“我也不知道”，然后把原因归到了母亲身上。
陈志武是家里的“老五”，也是第二个儿子。兴许担心再没有“带小孩”的体验，也兴许是怜弱的人类天性，总之陈志武的母亲对“幼子”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全家六个小孩，陈志武和弟弟，是与母亲关系更近的那两个。
和母亲更加亲近或许意味着更多的情感支持，也或许意味着更多的感性视角。“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才会对人有更多的关怀和关注。”陈志武说。
陈志武用家庭和家乡换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最终也把他带回了中国。“最初我对人与社会的研究产生兴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最终回归到对中国社会的关怀上来，也是一个自然的事情。尤其，湖南人总有这样的情怀。”
《十三邀》截图
面对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的中国，在旁观者和行动者两个身份之间，陈志武最终选择了后者，在21世纪初频繁地飞回中国，并广泛地发表对中国经济的评论，不再只过单纯的书斋生活。
问起具体是什么让他的目光重新聚焦在中国，陈志武则要穿回到2001年，美国金融学会组织的那一次出行。先是台北，后是北京，包括陈志武在内的几位华人金融学教授做了一系列讲座，“当时在北大和清华都做了演讲，其实是这样开始关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观察的习惯，也给陈志武带来了一些新的想法。彼时的中国学者，大多更加熟悉货币金融，熟悉证券金融、基金金融等领域的人少之又少，更别寄希望于普通民众能够真正理解各式各样的投资品。
从什么角度来解读金融的意义，成了一个问题。要知道，构建金融理论或者研究经济模型是一回事，让对金融一知半解的人也能理解规律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经济学家们往往能够做到“高深莫测”，普惠大众却不是都能做到的。
为了更广泛的听众，陈志武选择“接地气”，“想让人们能够看到，原来金融不只是让华尔街的人赚了很多钱，还可以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于是，在中国金融市场最初发展的十几年，陈志武都在致力于帮助普通中国人“定位”金融。
为了更广泛的听众，陈志武选择“接地气”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陈志武强调金融对于妇女自由的意义——在没有金融产品的封建时代，妇女几乎是家庭实现跨期风险安排的工具，这一经济角色使得妇女被要求相夫教子、三从四德，因为避险与给予女性更多的选择空间两者往往无法兼顾。
“如果投资品充当了家庭避险工具的角色，那么家庭就不需要靠女性来保险，女性也就能够实现自由选择”，从这一“为人而行”的角度来看，陈志武从金融转至量化历史的选择就显得非常合理。
本身学习经济学的人，多少都需要关注经济史，在历史中找寻并理解经济周期与经济模型。而对于想要关注人与社会议题的陈志武而言，量化历史则与当年选择金融一样，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方向——数理与人文的诱人结合。
而量化历史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加深对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来的理解。”这点，陈志武不只在一个场合中提及过。
做耶鲁大学终身教授，“蛮无聊的”
陈志武的一些朋友不太理解他的做法——放弃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位置，回到亚洲。“朋友说我傻，终身教授是多少人一辈子追求的。”陈志武笑着说。
主动放弃的原因有很多，最突出的一个是“蛮无聊的”。
从1986年在耶鲁大学读博士开始算起，到2017年陈志武辞去教授职务、离开耶鲁大学为止，他在纽黑文（New Haven）生活了近22年。“最后待得有点闷了，每天的生活从早到晚会是如何完全可以预见，只是重复，耶鲁大学所在的小城市其实也没什么生活可言，没什么地方可去，没什么东西可吃。”陈志武这样形容在耶鲁大学的生活。
纽黑文，康涅狄格州
但如果离开耶鲁大学，要去哪里继续工作生活？
彼时陈志武的满腹学识，早已足够支撑他在对冲基金行业赚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钱，也足以支撑他在政府中谋一个级别颇高的职位。
但陈志武问自己，到85岁时再回顾一生，到底如何的人生才能称得上满意与成功？是赚到大钱，还是得到响当当的头衔？答案呼之欲出。
“我有那么多朋友都是富豪，如果要跟他们比赚钱，那我肯定是比不过了。我个人的价值取向、性格和兴趣，也注定了我不可能花时间在这些方面。我还是要做一些我看来更重要的事。”说到这里，陈志武微微坐直了身子，笑声爽朗。
于是，陈志武开始做人生的减法，推掉体制内任职的邀请，也推掉学校行政职位的邀请，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量化历史领域的研究之中，以发现更多的知识。能够探讨未知，达成新的成就，再把知识传播开去，造福更多的人，再幸福不过。
这样看来，把自己圈在一个地方，一个领域，似乎是陈志武不能想象的事。陈志武最看重的，就是能够保持自由，能够选择自己过什么生活，做什么研究，又如何进行研究。
就算是食物的选择，也非常重要——这体现在陈志武对于香港的偏好上。在陈志武看来，香港优于纽黑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从中餐到西班牙餐、意大利餐、法餐，能在香港吃到的东西远比在美国多得多。
香港街头 / 郭嘉亮 摄
对“选择”的在意直接来源于他过去的生活经历。从湖南茶陵开始，陈志武就一直是自由生长的状态。一家8口人，父母都是没有正式上过学的农民，也忙着支撑起这个巨大的家庭。
也就是说，陈志武和那些出生、成长于城市中的小孩不同，他难以从家庭中获取“向上流动”的任何建议，当然也没有压力。从选专业，到谈恋爱结婚，陈志武总是自己做决定。“成年后，如果有人指定我一定要这么做或那么做，我很自然地有很大反应，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事。”
从陈志武的学术思想谈起，或许更能证明自由对于陈志武的意义。
和同时期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陈志武当然推崇市场化经济，市场化经济延伸开来，是每个人开始有追逐自己利益、选择个人生活的可能。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相比于对生产、分配等进行了事先计划的计划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模式中的个人要面临更多的风险。在陈志武的论述中，家庭与伦理规范，多有抗衡风险的功能，通过分摊风险让人抱团取暖，过得更好，这点在中国历史中尤为明显。家庭等级秩序、养儿防老的观念以及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都是证明。
陈志武坚持，能够实现风险互助、跨期风险均摊的金融产品，可以把人从“工具化”的抗风险角色中解放出来。把抵御风险与经济交易的成分从家庭关系中剔除出去之后，人也能够追求更加纯粹的情感。带来更多的个人自由，几乎是他所有论述的核心。
《十三邀》截图
于是，“自由”也自然而然成为陈志武能给予女儿们的“人生哲学”。
在给女儿的信中，陈志武写道，他和妻子养儿，从不为防老。女儿们能一生幸福，做任何事只以让自己幸福为标准是他和妻子对女儿们最大的愿望。为了能够给予女儿们最大程度的自由，陈志武已经准备好养老金，购买医疗保险，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能够经济独立，以确保女儿们没有养老负担，能在未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
人、自由、历史、金融，四者交融的学术结果是，陈志武决定重新选取，用来衡量文明演进的度量衡。不过，这已经是陈志武前几年的研究成果。
能放弃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的头衔，也意味着陈志武本身就是一个向前看的人。以过去做成的事来决定接下来的人生走向，这不是陈志武的个性。从纯金融走到量化历史，陈志武还在继续往前行走。
事实也是，在出版完《文明的逻辑》后，陈志武正在准备自己的新书和新课程，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将近5年。
陈志武出版作品
“原来只是回看中国一百年的历史，现在往回看一万年历史，带出了很多新的研究话题。比如，中国历史上的世家，是如何实现财富的跨时代传承。”陈志武口中的财富，不仅仅是指钱，还包括待人接物等文化资本。
以财富为核心，陈志武正跟随着历史展开去，到人的社会中去寻找答案。谈起正在钻研的内容时，陈志武总显得格外兴致勃勃。
教授也好，经济学家也好，两个身份对于陈志武而言，都首先意味着要做一个真正的学者，要对学问有天然的好奇心。
用中文或英文，做纯粹的学问，做纯粹的学者，也做纯粹的人。在充满“未知”的戈壁滩中，陈志武还在清醒地与风险对抗，与自我对抗。
编辑 | 何子维
新媒体编辑 | 黄茗婷
排版 | 风间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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